1853年8月,北到寿州,南至安庆,西抵大别山,东至滁州。在几乎整个皖中地区,韦泽的部下都开始实施最后的行动。
沈心作为临时工,在7月底就得到消息,8月与9月的工钱翻番,从四两变成了八两。然而兴奋的感觉并没有过去太久,如同山一样的工作扑面而至。
从南到北,各村的税收都得派人下去。一来是担心有地主们敢于反抗,有部队下去可以立刻实施镇压。二来担心不派人下去的话,地主们还会玩老花样,把税负转嫁给佃农。在新投奔韦泽的部队里面,出身贫困的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么一支穷人的队伍,怎么可能站到地主老财的立场上去。第三则是部队希望这次税收能够作为一个标准。以后的税收额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沈心与队伍到第一个村子的时候,却见穷苦百姓远远的就迎接回来。作为懂文化的临时工公务员,沈心负责张贴告示,并且向百姓宣读内容。具体行政工作干起来让沈心极为不爽。这些内容一点没变,还是不到一个月前就反复说过的。但是百姓们却跟没听说过一样。
“老爷!你们上次说的还算不算?”这算是比较好的百姓们的说法。
“老爷!我们家的XXX就是咱们部队里头的啊!”拉关系的人从来不缺乏。
“老爷!我怎么记得上次不是这么说啊!”有些人就试图胡搅蛮缠。
“你们唬谁呢?你们敢XXX么?”还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就开始挑拨。
“老爷!这里头XXX对你们说了瞎话,他还做了XXX的事情!”还有些人开始告密。
每天对百姓的工作结束之后,就是工作总结会议。各种反应都被汇总起来,而人心的险恶也在这些汇总与讨论中被一一探讨。
韦泽对部队的行动的核心要点之一就是,“以我为主!”民众的说法,看法,甚至是煽动,都与韦泽的命令不同。
“凡是纪律没有要求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干!”队长毕庆山也烦得要命,他态度恶劣的对着与会的工作人员叫嚷起来。
“我们怎么给他们说!我已经答应过一些事情了。”有工作组的人嚷道。
沈心脸上尽量想保持稳定,可心里面却是十分不以为然的,上头还没发话,下面的人就敢答应,这胆子未免太大了。
队长毕庆山板着脸,“怎么说,我给你们两个说法。第一个就是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些规定,所以给老乡们说了大话!要是觉得脸面上挂不住,那就可以选第二个说法,就说你们很想给老乡办事,但是你们的队长是个大坏蛋,他不答应!”
虽然毕庆山板着脸,看着一副让人觉得挺害怕的模样,但是这话让沈心没憋住笑出声来。这毕庆山的心胸也未免太大,竟然能坦然的让属下往自己头上泼脏水。
毕庆山瞪了沈心一眼,然后转头向其他队员,“你们给我记清楚,我们现在已经有明确的规章制度,黑纸白字……,哦白纸黑字!你们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好好的给我读这些规定,这些政策!你们说过去的话,怎么圆,怎么推,我都不在乎。但是有一件事,凡是这政策上没有的东西,你们谁敢答应了别人,你们就自己想办法给我解决吧!”
因为作为临时工,沈心还不算是核心成员。而这种心态也让沈心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来处理工作,在这种心态的保护下,沈心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倒是颇有些乐趣。那些曾经在乡村中颐指气使的家伙们,现在被迫低下了头。被迫按照亩数交粮的时候,他们一面想赔笑,可因为肉痛,笑容与痛苦的表情融合在一起。当他们在核对的账簿上签字时,几乎所有的地主士绅都放声大哭。
这哭声中有痛苦,有不舍,有委屈,还有种像是屈辱的感受。沈心私下觉得,这种屈辱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向官府之外的人交过粮食,现在太平军的政权,无疑没有被地主士绅当成过官府。
征收粮食固然是主要工作,然而对内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沈心所在的部队期间发生了两次处理内部人员的事件。部队里头有小头目试图给属下额外的待遇,遭到了队长拒绝之后,就自作聪明的进行了一定的小动作。结果被查了出来。
沈心即便是作为临时工,也被勒令参加了审理。毕庆山盯着那两个看着有些不服气的小头目,转头对参加审理的队员们提了一个问题,“军法可不可以违抗?”
“当然不能违抗!”队员们都答道。沈心即便不敢回答,却也知道正确答案。
队长继续问道:“那我有没有传达过总参谋部的命令,这次的完粮纳税,咱们行的是军法。我有没有让大家都看过总参谋部的命令!”
“看过!”队员们喊道。
“没看过!”沈心心里面答道。他作为临时工,是没资格看这种东西的。而意识到这点之后,沈心忍不住生出些不高兴来。
“既然都看过,那么现在就有这么两个人,给我违抗起军令来了!”毕庆山说完之后扭头看向那两个看着还很是有些不服气的小头目,“你们两个肯定看过文件,那你们怎么就敢违抗军令!”
“队长,那两户人家的确是有委屈!”即便到了这个程度,两名小头目也没有服气的意思。
不耐烦的挥挥手,毕庆山喝道:“我不讲他们有什么委屈,我讲的是你们就敢违抗军令!你们知道错了么?”
“我!我们不该违抗军令,私自做主!”两个小头目看来是有些服软了。
毕庆山到没有如沈心所想的,占了理之后就喋喋不休的说话,更没有罗织罪名的东拉西扯。毕庆山说道:“咱们不是在战场上,所以违抗军令的打十棍!下次若是还是这么犯,那就只能加倍了!”
打完了军棍,队长毕庆山对着下头的人再次说道:“军令不可违,这是规矩。谁私下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然而这件事却也没有沈心想的那么激烈,不到一天,沈心偶然见到毕庆山与挨打的两个小头目有说有笑的一起走过,看来闹到要打军棍的事情,竟然就这么揭过去了。
粮食开始从各个村里运出来,如同涓滴细流逐渐汇集,变成越来越多的东西。太平军已经筹备好了自己的准备,有些走陆路运输,更多的是靠船运。而且粮食运送方向更是四面八方。
到了九月,加倍的八两银子薪水,以及二两的奖金,合击十两银子交到沈心手中的时候,沈心不仅没觉得这钱有多少,反倒觉得自己的收获与劳动一比,有亏大的感觉。
1853年9月5日,寿州。
“凤阳出了个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凤阳花鼓的班子正在演唱。
带部队通过六安的韦泽与骑兵部队率先抵达寿州,还得一两天才能赶到寿州的大队押运着大量粮食物资。韦泽经过城外矮小简陋的居住区时,听到这段凤阳花鼓中最常唱的一段花鼓词。
微微哼了一声,韦泽却没有进行任何评论。这花鼓词的意思并非字面意义。在韦泽看到的有关的历史评述中,凤阳的自然环境远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当年凤阳地方上的官僚们玩弄官场上的常见手段,为了向皇帝报功,于是凤阳年年都是风调雨顺。既然是风调雨顺,自然不存在收不上来粮食的问题。于是,凤阳人民的生活就犹如《捕蛇者说》里面的那样,苛政猛于虎也!
人祸的惨烈往往胜过天灾,在凤阳人民的花鼓戏中,那就成了十年倒有九年灾。
对于1853年的淮河,韦泽倒真的没有这种感觉。与新中国的淮河一比,现在的淮河已经能称为天河了。蒋光头令人炸开花园口大堤,滚滚黄河南下,让黄淮之间的生态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沼泽,盐碱地,地上悬河,这种种水灾后遗症让新中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直到韦泽穿越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淮河都没有能够完全治理完毕。
而回到了这清代,现在的淮海虽然没有太好,却也远比新中国接手的淮河好上无数倍。然而韦泽命人翻译了不少水利资料。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件奇葩事。北宋年间,金兵南下。杜冲挖开黄河大坝,试图以洪水阻挡金军。结果可想而知,对抗金没起到一毛钱作用,反淹死了20万百姓,整个黄河下游变成灾区,之后数百年水患不断。杜冲以一人之力改变了黄河的流向和中下游地理状况!!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位堪比光头的杜冲个性与光头也是极为相似,都是性情极为残暴。杜冲作为宗泽的接班人,宗泽在任时多少贼寇被变成义军,杜充接任后多少义军都变为贼寇。宗泽招抚来的民间抗金队伍全被他逼反了。
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形势危急,作为东京留守的杜充带着军队溜掉,美其名曰南下“勤王”,把京城防务抛给下级。结果下级也依样画葫芦,抛给下下级。下下级也有样学样,抛给下下下级……
逃到南方之后,杜冲继续被委以重任。因为嫌弃同知枢密院事官太小,装病号称自己中风。直到被委任为右相,立刻精神百辈地跳出来就职。
享受着宋朝给与的无比恩典,杜冲得知金兵渡长江后,立刻以宰相之身降敌,成为公开叛国的人中级别最高的一位。
韦泽一直认为,若不是光头背后有他美国干爹在的话,光头肯定也会投降日本人。看了杜冲的资料之后,韦泽忍不住想要相信,有些人骨子里头就是叛徒,可以称为天生的贼胚!
但是韦泽并没有长时间沉浸在历史带来的愤怒情绪中,他还对更多现实的人有义务,所以深呼吸一次,舒缓一下情绪,韦泽带兵进了寿州。
寿州已经是韦泽与清军对抗第一线上的重要支点。从六安到寿州有水路,卡住寿州就等于是确保了水路畅通,还能把战线顶到淮河。清军在安徽的兵力空虚,以及行动力迟缓,给了韦泽极大的行动空间。
整个8月,韦泽的部队几乎放弃了战争准备,全力在控制区落实“完粮纳税”。这次行动无疑获得了成功,在皖中地区,韦泽征集到将近六亿斤粮食,如果按照一年一个雇员四百斤口粮的标准,韦泽理论上可以养活十五万军队。
但这明显是不现实的,韦泽首先就要运送大量粮食到天京城去。在天京大概有十万人马需要吃饭,即便是上游能够提供一定的粮食,韦泽也没有打算逃避自己的工作。如果西征的部队能够把更多心思放到打仗而不是征粮上,韦泽相信他们应该比历史上干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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