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似乎不通。提到打手，人们就想起黑老大手下那拨人，五大三粗满脸横肉；而文化人斯文雅致，怎么会和打手扯上关系呢？
其实不然，打手固然可憎，比起文化不良之徒的破坏，还算好的。近的不说，就说清康熙年间庄廷櫆修订《明书辑略》，因沿用前朝年号满门抄斩、株灭九族，告密的人是吴之荣。吴之荣想必有文化，否则怎能从满卷“之乎者也”现细微纰漏？假若庄先生在街上得罪流氓，挨一顿老拳，不过皮肉之苦，官府追究起来，打人者还要负法律责任，承担医药费。现今却不同了，吴之荣出卖了数十条人命，非但没罪，反而加官进爵。北宋苏东坡遭人陷害，身入牢狱，那些围攻他的官员，都不是大字不识。
或许有人认为他不圆滑不世故，人际关系没处理好。但苏轼毕竟是一位文化大师，不可能没个性，若一味插浑打科、左右逢源混日子，苏东坡也就不称其苏东坡。还好最后没被弄死，贬放黄州，不然也就见不到《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了。
只要翻下书，历朝历代因一句诗、一本书而招致灾祸的，不可胜数。如果说“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表达了作者的一点不平气，还有可能；可是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要人头搬家血洒刑场，则叫人惧怕。《明书辑略》流传于仕人举子之手，出的为何是吴之荣？围攻苏轼的，多为当时文化名流。卖大饼的诬告苏东坡，打死他也搞不出“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俗语说“照本念还有错”，何况一诗一段话被刻意曲解，含义肯定会变得含糊不清。统治者未必无中生有。吃饱了没事干，将自己关进屋，从天下人的著作中寻找不敬之辞，这种累人且无聊的事，我们也不屑为。这种事多半是那些读圣贤书的人所为：或为了扳倒对方，或为了进身之阶，或者纯粹是泄私愤，居心叵测、无限上纲，最后搞得尸横遍野。
流氓闹事不可怕，损伤也小；实力相当还可能被别人揍。而文化打手的难就严重了，轻者丢失前程充军配，更甚的血流成河、开棺戮尸。所以说一个人有点文化，会写两笔，不一定是好事，关键在于心中那一点可有可无的良知。做范仲淹还是吴之荣，为祸为福一念间，一言丧邦或许重了，但那种落井下石的事最好别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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