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大人，说说吧，怎么回事？”
朱由检在开封召见两广总督王尊德。
王尊德也是个老夫子，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举人，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进士。授行人，典视云南，改中书舍人。升监察御史，廷太仆少卿，擢副都御史，巡抚广西。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入刑部侍郎，改兵部侍郎，两广总督。
“陛下，臣冤枉呀！臣无能呀！”王尊德嚎啕大哭。
“说事情，说事情，扯什么淡！”朱由检一脑门子官司，心里烦躁。“两广不是一直很平稳嘛？你去年还来南京述职，说怎么怎么刷新吏治，怎么怎么轻徭薄赋，为什么才几个月的时间，会闹出这么大的民乱，还折了朕一个游击将军？”
“陛下，臣的确好好干的，不知道怎么的，民乱就爆发了，臣有罪，臣无能呀！呜呜呜！”
朱由检简直气的脑子快炸了！
“出去！”
两个锦衣卫将王尊德扶了下去。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已经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了这次两广民变的具体情况。
“陛下，两广多丘陵，地少人多，从天启七年到崇祯元年，陛下先后命令山西的晋王、代王，河北赵王、路王，山东的德王、鲁王、卫王及其宗室子弟限期移藩两广。七位藩王及其宗室子弟有十几万之多，他们到了两广之后，凭借后来实藩的权力，大肆抢占良田，耕地，还强抢民女，草菅人命，两广总督以下官员投鼠忌器，不敢干涉，百姓求告无门，终于激起民变，仅三水一地参与暴动的农民就有数万之众。”
“看看吧，看看吧，如今大厦将倾，朕拼命的修补，他们的是拼命的挖墙脚，朕能怎么办？”朱由检牙咬碎牙龈。
“传旨，福建巡抚熊文灿调任两广总督，水师都督府都督佥事郑芝龙率部进入两广平叛。”
“嫡长子满月了，让两广的藩王坐郑芝龙的海船到南京来见朕。”
“陛下的意思是？”
“藩王离藩之后，锦衣卫会同两广总督府，审理逮捕此次民乱中，侵占民田、草菅人命之宗室子弟，交宗人府议罪，所侵占的民田、房产限期归还，造成损失的，由藩府照价赔偿。”
“臣明白了，臣亲自去办！”
“你就不要去了，朕这里哪能离开你？让北镇抚司去办吧！”
“遵旨。”
圣旨传到，熊文灿是喜笑颜开，在泉州港上了郑芝龙的军舰，在广州上岸，总督两广，郑芝龙的军队则在广州附近连战连捷，很快就镇压了这次两广的民乱，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该流放的直接由郑芝龙的舰船从广州港出发，直奔吕宋等地。拒不完全统计，此次被郑芝龙流放海外的流民多达6万之众。
到了台湾、吕宋等地，由郑芝龙会同朝廷市舶司的官员进行分配土地，开垦广地，征收赋税等，这些新开垦的土地所获得的粮食，六成归农民自己所有，一成归郑芝龙的商队，三成运往天津、南京等地作为朝廷的收入。这些地区后来成为明朝重要的粮食产地，支撑了北方蓟州四镇和南京京营的六成军粮。
平息了民乱，下一步就是整顿宗藩势力。
两广的藩王带着侍从，护卫，大量的贡品在广州港上了郑芝龙的军舰，一路北上，直奔南京。
熊文灿会同宗人府、锦衣卫派出多组特使，到两广各府县接受百姓状告宗室侵占民田、草菅人命等种种恶行，一个月的时间，接受案件竟然有六千七百多件，涉及田产数以万亩，涉及房产数千处，草菅人命356件，强抢民女578件，罄竹难书。
所有涉案宗室被统一拘押，形成文书，八百里加急报南京。
此时朱由检正在南京召见两广的藩王。
一番训斥之后，圈禁了六个，命其嫡长子继承王爵，也算是网开一面。
对于熊文灿的报告，朱由检脑袋痛，涉案人员太多，其中总是人员三千七百人，还不包括打手、官吏、奴仆等从犯。
“到底有多少人？”朱由检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
“三万六千人。”骆养性汇报。“都杀吗？”
“胡说，朕又不是屠夫。”朱由检想了想道：“有人命官司的斩首，其余的全部发往海外，田产由发还原主。”
“陛下仁慈。”
崇祯二年的两广民变就这样以肇事者与受害者都发往海外而告一段落。
两广的七位藩王经过整顿，全部实藩，严禁越界侵吞民田，宗室无故不得离开封地。藩王得到了实权，郡王和辅国将军明得到了职权，只是苦了辅国将军以下的宗室，都成了百姓，数万宗室再也不能坐享其成，他们有的开始学习经商，有走上了科举之路，有的则长途跋涉到南京参加骁果军，还有的则坐吃山空，穷困潦倒，以变卖祖业过活。
不管怎么说，经过了熊文灿治两广，移居两广的藩王宗室与当地的百姓逐渐达成了平衡。
平息了两广的动乱，朱由检越来越感觉，明朝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在地方，而在朝廷，在制度，在吏治败坏，在于老朱因私心而设立的废宰相、明朝藩王制度等，经过二百年的演化，最终促成了制度性的崩塌。
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食。
朱由检开大朝，此次连北京的内阁首辅施凤来、韩爌、六部主要负责人，都参加。
在南京出现了南京六部与北京六部负责人济济一堂的奇怪景象。
朱由检开头总结了自自己登基以来，陕西民乱、藩王治乱、两广之乱，开海禁等一些列问题。最后出问题：“诸位爱卿，朕有自登基以来，有个困惑萦绕心间，夜不能寐，谁能为朕解惑？”
众大臣屏息倾听。
“太祖立国，兵马不过二三十万，却可以横扫天下，战无不胜，如今朕富有天下，佣兵百万，却东败于数万女真，西不能平定盗匪流民，这是何故？”
这问题太尖锐，众大臣中说纷纭，或说将士不用命，或说缺少名将，或说粮饷不足，等等。
此时一人站出，却是孙承宗，道：“臣以为，兵之根本是政，政通人和则战事顺，政事不畅则战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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