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看到门口那双熟悉的棕色皮鞋。
他总算回来了。
长途的奔波一定让他累极了，他在熟睡，酣声在安安静静的黄昏中此起彼伏。这声音很亲切，像镇上的家里我的小房间中那盏温柔的壁灯，自我住进，它就在，看到它，就像看到安全与温暖。他卧室的门开着，我走近他的床，他并没有被惊醒。他脸上是密密的胡须岔儿，想必是好多天都没来得及收拾自己。
床头依然是林果果的照片，我知道他回来前去了她的墓地。他心情很好地告诉我，地震对她的墓没有丝毫影响，墓前青草很盛，他给她带去我的照片，还有一大束她喜欢的蓝色六角果鸢尾。我没有问他有没有哭，但我想是一定的，她始终住在他心底最柔软最隐密的那个部份，是何其幸运，又是何其不幸。
我回到客厅，看到沙发旁边放了一个很大的敞开的纸箱，最上面的是散装的麻辣豆干，想必整整一箱子都是四川特产。又不是去度假，他还有心带礼物给我，即使再顺便，也算一种格外的恩宠了吧。我还看到摆放在茶几上的一张蜡笔画，青山绿水，红太阳，还有一个冒着炊烟的小房子，上面用稚嫩的笔迹写着：送给张伯伯，祝一生平安。
我莞尔，看来他在四川一定有很多经历和收获，说不定，四川话复习了一遍又进步了不少。我转身来到厨房，打算给他做点吃的，等他醒了，就可以吃顿现成的了。可我笨手笨脚，还不知道能不能下得好一碗鸡蛋面。自从跟着他一起生活，他从不让我干任何粗活重活，更别说吃苦了。可是我能为他做的，一直都那么少，少到令我羞愧。
又起风了，这些天都是这样，无缘无故地一阵大风，叫人有所期待什么，但阳光反而更嚣张了，滴雨不下已经多日。我把厨房的小窗户关起来的那一刻，雨点终于密密地砸到窗子上。
我承认，我怕雨。
所有不快乐的事，仿佛都发生在雨天。
我回到我的房间，打开电脑，百度。查到如下内容：一般未成年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说的话是不能在法庭上当证言的。基于对未成年证人的特殊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8条专门规定，询问不满18岁的未成年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我反反复复看着这几句话，像做语病题一样来来回回寻找其中的纰漏，终于败下阵来——没有退路，看来只有求他。
尽管他是个大好人，但我并没有多少把握他会答应我。听上去都很荒谬，更何况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名誉和将来，想必他一定会慎重。
果不其然，当他醒来高高兴兴地吃着我做的那碗难吃的面并听完我结结巴巴的陈述后，干干脆脆地回答我两个字：“不行！”
“可是……”
“就这样，马卓。”他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如果他是清白的，相信法律一定会还给他一个公正，可是，这些都与我们无关。”
“我可以保证以后都不跟他来往。”我天真地试图用我的保证打动他。
他愣了一下，把面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不说话。
我知道他在生气。他几乎不对我发火，这算是最严重的警告。我默默站起身，往自己的房间里走。我动作很慢地关上房门，只希望拖延时间，盼望事情还有转机。可是当我动作缓慢得不能再缓慢地合上门的那一瞬，我看到他起身拿着面碗走进了厨房。我有些赌气般地难过，我明知不该抱有幻想，我明知他点头的可能微乎其微，可我还是逼他用这种方式来面对这份对他而言不堪回首的往事，实在活该。
我坐在窗前，看着城市的灯火已经亮起，星群藏在漆黑的夜空深处。我的脑子里忽然清晰地想起他的模样，他的眼睛，他的笑，他说话时坏坏的样子。他从不是一个过客，叫我如何把他当成一个过客？
叫我如何不去管他的死活？
我鼓足勇气，正打算再出去求他的时候，他却敲门。
我装出矜持的声音说道：“请进。”
他推开门进来，手里拎着给我买的那些零食，把它们往我床头柜上一放，他说：“马卓，我才在你妈妈墓前发过誓，一定要让你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应该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明白吗？”
“可是，”我看着他说，“你不是从小教我，不可以做一个自私的人么？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他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从小就没有。唯一的亲人就是他姐姐，他们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明知真相却见死不救，就等于让一个本来就不完整的家庭变得家破人亡，不是吗？”
他貌似被我的话打动，走到我的身边，伸出手，抚摸我的头发一下，感慨地说：“不知不觉，你真的长大了。”
我用恳求的眼神看着他。
他叹息一声做回应，不知道算不算是默许。
“谢谢你。”我打蛇随棍上。
他走到门边，再叹息一声，然后对我说：“这件事，你就不要再费心了，让他姐姐来找我好了。”
那一刻，我真想冲上去，将他抱紧，跟他好好地说声谢谢。其实从开口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不会袖手旁观。
他刚关上门离开，我立即找出夏花的电话激动地打过去，想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可是，电话一直没人接。我又打了好几次，好不容易打通后，那边说话的却是一个男人。“你朋友喝多了，你赶紧来接她吧。”
我正在反应中，夏花忽然把电话抢过去了，用神神秘秘的声音对我说道：“别来，小心，这里有很多坏人。很多，很多，千万别来……”
她仍然咳嗽得很厉害，说着说着那边忽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电话断了！
我手忙脚乱地再打过去，又是好半天才有人接，还是那个男人，在那边大喊道：“她疯了，你来不来，不来我可报警了！”
“来来来，”我连忙问道，“在哪里？”
对方报出一个地址，听那边吵吵闹闹的声音，应该是一个酒吧。可我完全不知道会在哪里。我只能飞快地把地址记录在一张纸条的背面，然后推开门，跑到客厅里对正在一边看地震新闻报道一边喝茶的阿南说道：“她喝多了。”
“谁喝多了？”他显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夏花。”我说。
“谁是夏花？”他说，“有事你好好说。”
“就是那个，毒药，他的姐姐夏花，喝多了。”我语无伦次地说，“我想，我们得去看一下。她一个人，好像出了什么状况。”
“怎么这件事也归我们管？”他的样子看上去很无奈，好像我在讲一个笑话。
我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捏着那张地址条左右为难地站在那里，我觉得我不能强求他，但同时也不能不管夏花。我正在犹豫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了，这一次我按了免提接听，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之后，传来那个男的几近声嘶力竭的呼喊：“她要杀人了，限你二十分钟必须到！”
我把纸条往阿南面前一递，说：“快点！”
他朝我瞪眼。
我大喊一声：“快点啊！”
他终于站起身，拿起外套，和我一起往门外走去。我知道我过分的任性，我也知道他会容忍我的这种任性，这是他性格里最不好的部分，对自己喜爱的一向宠溺，包容，哪怕被伤害也在所不惜。
天地良心，我并不想利用他的弱点，只因这一次我实在是无路可走。
我不能不管夏花，更何况是在他被抓进大牢生死未卜之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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