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国香在渡口码头碰到的这位王秋赦，的确算得上本镇一个人物。论出身成分，他比贫下中农还优一等：雇农。贫下中农只算农村里的半无产者。黄金无假，麒麟无真，他王秋赦是个十足成色的无产阶级。查五服三代，他连父母亲都没有出处，不知是何年月从何州县流落到芙蓉镇这省边地角来的乞丐孤儿。更不用提他的爷爷、爷爷的爹了。自然也没有兄嫂、叔伯、姑舅、岳丈、外公等等复杂的亲戚朋友关系。真算得是出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洁。清白清白，清就是白，白就是没得。没得当然最干净，最纯洁，最适合上天、出国。可惜驾飞机他身体太差，也缺少文化。出国又认不得洋字，听不懂洋话。都怪他生不逢时在旧社会，从小蹲破庙、住祠堂长大。土地改革那年，才二十二岁，却已经在本镇祠堂打过五年铜锣了。他嘴勤脚健，头脑不笨，又认得几个字，在祠堂跑腿办事，看着财老倌们的脸色、眼色应酬供奉，十分尽心费力。当然少不了也要挨些莫名其妙的冷巴掌，遭些突如其来的暗拳脚。用他自己在诉苦大会上的话来讲，是嚼的眼泪饭，喝的苦胆汤，脑壳给人家当木鱼敲，颈脖给人家做板凳坐，穷得十七八岁还露出屁股蛋，上吊都找不到一根苎麻索。
他被定为“土改根子”。依他的口才、肚才，本来可以出息成一个制服口袋上插金笔的“工作同志”的。但刚从“人下人”翻做“人上人”时没有经受住考验，在阶级立场这块光洁瓦亮、照得见人影的大理石台面上跌了一跤：工作队派他到本镇一户逃亡地主家去看守浮财，他却失足落水，一头栽进象牙床，和逃亡地主遗弃的小姨太太如鱼得水，仿佛这才真正尝到了“翻身”的滋味，先前对姨太太这流人儿正眼都不敢看一看，如今却被自己占有、取乐儿。他的这种“翻身观”当然是人民政府的政策不允许、工作队的纪律所不容忍的。那小姨太太因向贫雇农施“美人计”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土改根子”也送掉了升格为“工作同志”的前程。要不，王秋赦今天就可能是位坐吉普车、管百十万人口的县团级了呢。他在工作队面前痛哭流涕、自己掌嘴，打得嘴角都出了血。工作队念及他苦大仇深、悔过恳切，才保住了他的雇农成分和“土改根子”身份，胜利果实还是分的头一等。他分得了四时衣裤、全套铺盖、两亩水田、一亩好土不说，最难得的是分得了一栋位于本镇青石板街的吊脚楼。
吊脚楼本是一个山霸早先逢圩赶集时宿娼纳妓的一栋全木结构别墅，里头描龙画凤金漆家具一应俱全。王秋赦唯独忘记了要求也应当分给他农具、耕牛。得到了这份果实，他高兴得几天几夜合不上嘴、闭不了眼，以为是在做梦，光怪陆离的富贵梦。接着又眼花缭乱晕了头，竟生出一种最不景气、最无出息的想法：他姓王的如今得着了这份浮财，就是睡着吃现成的，餐餐沾上荤腥，顿顿喝上二两，这楼屋里的家什也够变卖个十年八年的了。如今共产党领导有方，人民政府神通广大，新社会前程无量，按工作同志大力宣传的文件、材料来判断推算，过上十年八年，就建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社会了呢。那时吃公家的，穿公家的，住公家的，耍公家的，何乐而不为？连自己这百十斤身坯，都是公家的了呢，你们谁要？哈哈哈，嘻嘻嘻，谁要？老子都给，都给！他每每想到新社会有如此这般的美妙处，就高兴得在红漆高柱床上打手打脚，翻跟斗，乐不可支。
可是土改翻身后的日子，却并不像他睡在吊脚楼的红漆高柱床上所设想的那样美妙。从小住祠堂他只习惯了“吃活饭”：跑腿，打锣，扫地；而没有学会“做死事”：犁田，整土，种五谷。好田好土不会自己长出谷子、麦子来，还得主家下苦力，流黑汗。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可是栽秧莳田面朝泥土背朝天，腰骨都勾断，挖土整地红火厉日头晒脱背脊皮，而且和泥土、土块打交道，一天到晚嘴巴都闭臭，身上的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真是一粒谷子千滴汗啊。他乏味，受不了这份苦、脏、累。他生成就不是个正经八板的作田佬，而生成是个跑公差吃活水饭的人。两三年下来，他田里草比禾深，土里藏得下鼠兔。后来他索性算它个毬，门角落的锄头、镰刀都生了锈。他开始偷偷地、暗暗地变卖土改时分得的胜利果实，箱箱柜柜的，都是人民币。人民币虽说是纸印的，哗哗响，却比解放前那叮叮当当的“袁大头”还顶事呢。他上馆子，下酒铺，从不敢大吃大喝，大手大脚，颇为紧吃慢用，细水长流，却也吃喝得满脸泛红，油光嘴亮，胖胖乎乎的发了体。有时本镇上的居民，半月一月都不见他的吊脚楼上空冒一次炊烟，还以为他学了什么道法，得了什么仙术，现成的鸡鸭酒席由着他招手即来，摆手则去，连杯盘碗筷都不消动手洗呢。
常言道：“攒钱好比金挑土，花钱好比浪淘沙”，“坐吃山空”。几年日子混下来，王秋赦媳妇都没讨上一个，吊脚楼里的家什已经十停去了八停。就连衣服、裤子也筋吊吊的，现出土改翻身前的破落相来了。本镇上的居民们给他取下了几个外号：一是“王秋赊”，一年四季赊账借钱度日；一是“王秋蛇”，秋天的蛇在进洞冬眠前最是忌动，懒蛇；一是“王秋奢”，讲他手指缝缝流金走银，几年工夫就把一份产业吃花尽了。他则讲这些给他取外号的人没有一丝一毫的阶级感情。而另一些跟他一起当“土改根子”的翻身户，几年里却大出息了，买的买水牛，添的添谷仓，起的起新屋，全家老小穿的戴的都是一色新。他看了好眼红。他盼着有朝一日又来一次新的土地改革，又可分得一次新的胜利果实。“娘卖乖！要是老子掌了权，当了政，一年划一回成分，一年搞一回土改，一年分一回浮财！”他躺在吊脚楼的破席片上，双手枕着头，美滋滋地想着谁该划地主，谁该划富农，谁该划中农、贫农。他自己呢？“农会主席！除了老子，娘卖乖，谁还够这个资格！”当然他自己也晓得，这是穷开心。分浮财这等美差，几代人都难得碰上一回呢。一九五四年，镇上成立了几个互助组。他提出以田土入组。人家看他人不会入组，不会下田做活路，岂不是秋后吃地租？因此谁都不肯收容他。直到成立农业社，走合作化道路，他才成为一名农业社社员。农业社有社委会，社委会有主任、副主任若干人，下属若干生产队、专业组，不免经常开会呀，下通知呀，派差传话呀等等，就需要启用本质好、政治可靠、嘴勤腿快的人才。王秋赦这才生逢其时，适得其位，有了用武之地。
王秋赦为人处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肯在街坊中走动帮忙。镇上人家，除了五类分子之外，无论谁家讨亲嫁女、老人归天之类的红白喜事，他总是不请自到，协助主家经办下庚帖、买酒肉、备礼品、铺排酒席桌椅一应事宜。他尽心尽力，忘日忘夜，而且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随喜随喜，跟着吃几回酒席，外加几餐宵夜。就是平常日子，谁家杀猪、打狗，他也最肯帮人当个下手，架锅烧水啦，刮毛洗肠子呀，跑腿买酒买烟啦，等等。因而他无形中有了一个特殊身份：镇上群众的“公差人”。他自己则把这称之为“跑大祠堂”。
他除了在镇上有些“人缘”外，还颇得“上心”。他一个单身汉，住着整整一栋空落落的吊脚楼，房舍宽敞，因而大凡县里、区里下来的“吃派饭”的工作同志，一般都愿到他这楼上来歇宿。吊脚楼地板干爽，前后都有扶手游廊，空气新鲜，工作同志自然乐意住。这一来王秋赦就结识下了一些县里、区里的干部。这些干部们下乡都讲究阶级感情，看到吊脚楼主王秋赦土改翻身后婆娘都讨不起，仍是烂锅、烂碗、烂灶，床上仍是破被、破帐、破席，仍是个贫雇农啊，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啊。于是每年冬下的救济款，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的救济粮，芙蓉镇的救济对象，头一名常是王秋赦。而且每隔两三年他还领得到一套救济棉衣、棉裤。好像干革命、搞斗争就是为着王秋赦们啊，“一大二公”还能饿着、冻着王秋赦们？前些年因大跃进和过苦日子，民穷国困，救济棉衣连着四五年都没有发给王秋赦。王秋赦身上布吊吊，肩背、前襟露出了板膏油[2]，胸前扣子都没有一颗，他艰苦朴素地搓了根稻草索子捆着，实在不成样子啊。王秋赦则认为政府不救济他，便是“出的新社会的丑”啊。冬天他冻得嘴皮发乌，流着清鼻涕，跑到公社去，找着公社书记说：
“上级首长啊，一九五九年公社搞阶级斗争展览会，要去的我那件烂棉衣，比我如今身上穿的这件还好点，能不能开了展览馆的锁，给我斢换一下啊？”
什么话？从阶级斗争展览馆换烂棉衣回去穿？今不如昔？什么政治影响？王秋赦身上露的是新社会的相啊！公社书记觉得责任重大，关系到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上级民政部门又一时两时地不会发下救济物资来，只好忍痛从自己身上脱下了还有五成新的棉袄，给“土改根子”穿上，以御一冬之寒。
“人民政府，衣食父母。”这话王秋赦经常念在嘴里，记在心上。他也晓得感恩，每逢上级工作同志下来抓中心，搞运动，他打铜锣，吹哨子，喊土广播，敲钟，跑腿送材料，守夜站哨，会场上领呼口号，总是积极肯干，打头阵，当骨干。工作同志指向哪，他就奔向哪。他依靠工作同志，工作同志依靠他。本也是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
胡玉音的男人黎桂桂，是个老实巴交的屠户，平日不吭不声，三锤砸不出一个响屁。可是不叫的狗咬人。他为王秋赦总结过顺口溜，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坏，叫做：“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
这里，捎带着介绍两句：胡玉音摆米豆腐摊子，王秋赦圩圩来白吃食，叫做“记账”。原来他又有个不景气的打算：土改时他分得的胜利果实中还有一块屋基，就在老胡记客栈隔壁。吊脚楼尽够他一个单身汉住的了，还要这屋基做什么？他已经向胡玉音夫妇透露过，只要肯出个一二百块现钞，这块地皮可以转让。同时，也算两年来没有在米豆腐摊子上白吃食。更何况王秋赦堂堂一条汉子，岂能以他一时的贫酸貌相？赵匡胤还当过几年泼皮，薛仁贵还住过三年茅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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