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负责筹备阅兵的十位辅政大臣来说，除了困惑，不明白皇帝到底想做什么、为什么同意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提出的那个莫名其妙的、而且荒唐的建议，举行阅兵而且允许平民观礼，他们的更多的感受是焦头烂额。
组织一次有两万士兵参加的盛大阅兵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麻烦。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校阅，皇帝或者钦差大臣视察某位将军的军队，而是一种非常西洋化的群体活动，以前从未进行过，只有五位辅政大臣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只有一个人完全明白，剩下的只有一点浅薄的知识。
良弼，这个正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湛江分校读一年级、因此不得不经常在两座城市之间奔波的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而这也是他能够成为辅政大臣的重要原因——几乎用了一个下午，才让几位守旧的、而且没有接触过军队的同僚明白，两位外国公使建议皇帝进行的是什么活动，也让所有人清醒的意识到它有多么的复杂。
那个时候，所有辅政大臣都想劝说皇帝取消阅兵。不过它仅仅只是一个想法。
谁也没有胆量反对一个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提出的建议……严格的说，它不是建议，是要求，不容质疑，不允许反对。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完成这项艰苦卓绝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不需要挑选参加阅兵的部队，两位公使已将它完成了，两万名参加阅兵的士兵几乎全部来自袁世凯的北洋新军的四个师和张绍曾、蓝天蔚和吴禄贞的三个独立步兵旅。最后，良弼建议组建的、挑选优秀的八旗子弟组成的近卫军填补了最后的空缺——不过这支尚未正式成立的部队只有一千人，而且两百人是军官，一半在湛江读一年级。另外一半在日本留学。
必须说，两位公使的安排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三个年轻的将军派出的士兵太多了。北洋新军有四万人，但只有四分之一能够接受皇帝检阅，然而三个独立步兵旅的两万四千人却有九千人能够享受这个荣誉，仿佛在侧面证明了袁世凯一直强调的、抗议的、他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然后。除了它们之外，还有近卫军，别的部队全都没有机会参与这项活动。诸位老将军对此充满怨言，脾气暴躁的已在咒骂几个勾结外国人的败类。当然，这些不好听的怨言都是私下发表的，毕竟，在目前的情况下，“勾结”这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就足够让人丢掉帽子了，虽然使用它的人或许并不是真的敌视西洋友邦，只是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发泄行为。
“四恨卖国无门”。良弼在湛江学到的这个短句很好的描述了这些人的心态。
但是，不管怎样，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安排确实存在问题，倾向性过于明显，将他们建议举行阅兵的真实意图暴露无遗。只不过没有哪位辅政大臣真的在意它，不只是因为没有能力干预，还有，与两位公使制造的更大的问题相比，这点问题根本不值得一提。
那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为了自己国家的面子。他们安排的、参加阅兵的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同样达到一个让人头痛的数字：六百名美国士兵，分别来自加利福尼亚志愿军——不过谁都知道它是Umbrella雇佣军——联邦陆军第十四步兵团、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以及七百名英国士兵，包括一个廓尔喀连、一个英印步兵连、一个陆战队连、一个皇家水兵连和一个骑兵连。
太多了——按照最初的安排。参加阅兵的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都是两百人，这样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当美国陆军部提出抗议，表示不能让雇佣军代表美国、要求增加一支联邦陆军部队以后，两个国家投入的士兵的数字就像在互相攀比一样不断膨胀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军队抽调不出更多士兵，它们还会继续增加。直到两个国家的政府干预。
谁都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满。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的公使直接提出了批评和谴责，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公使也在私低下不断吐着酸水，只有日本，显然很清楚自己的地位因此没有资格发表评论。而所有这些声音让大清帝国的辅政大臣们感到头痛欲裂：一大半指责是冲着他们去的。他们可以忽略国内的将军的怨言，但绝不能怠慢西方公使的意见，却又必须全力阻止这些公使提出的让自己国家的军队参加阅兵的要求。
只是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就已经是严重的麻烦，如果再加上德国军队、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那么皇帝的登基阅兵就会变成两年以前八国联军在北京进行的阅兵的缩小翻版，然后就会损伤皇帝的威严，还有他的愉快心情。
不能让更多西方军队参加阅兵。为了做到这一点，辅政大臣们几乎耗尽全部精力，连续二十天没有干别的事情。而当他们终于说服几个主要国家的公使、刚刚松了一口气，才发现还有更多麻烦正等着自己。
超过两万名士兵，加上为了装点喜庆气氛而必须观礼登基阅兵的数以万计的官员亲属和八旗子弟，再加上要么真心庆祝要么只是为了看热闹因此自发观礼阅兵的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平民，规模如此庞大的活动显然不能在紫禁城进行，甚至不能在北京城进行，必须将它转到其他地方，而这只是第一步。
选择场地，修建观礼台，寻找军乐团并找人谱写阅兵时演奏的乐曲——接受检阅的部队进行时的军乐很容易解决，可以使用西方乐曲，但是大清帝国没有国歌[注]，必须创作一首乐曲代替——安排皇帝和各国公使的出行路线，部署阅兵现场的安全保卫力量……
所有这些工作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特别是最后一项，阅兵的保安部署。最初，辅政大臣们以为它的意思指是派遣士兵维持现场秩序，对于北京的驻军来说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不需要特别在意，但是Umbrella的军事顾问很快提出批评，宣称除了维持秩序，安全保障工作的重心应当是防范“恐怖份子”投掷炸弹或者使用自动步枪、机枪和冲锋枪向观礼台扫射，然而这就是北京的驻军不了解的了，也没有能力解决。
那些颓废的、就算对付只有大刀和长矛的拳民也感到吃力的士兵，遇到使用炸弹、自动步枪、机枪或者冲锋枪的乱党，表现绝不会比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出色。只有几支新军的士兵能够对付这样的场面，但是那些先进的武器的杀伤范围又是那么的广阔，谁也不能保证皇帝或者哪位大臣不会被流弹击中。
而且军事顾问还在继续渲染“恐怖袭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强调经过精心伪装的炸弹很难被常规的方法辨别出来，那些身上捆绑着炸弹和钢珠的、以自我死亡为代价制造爆炸的“人体炸弹”不需要接近目标就可以完成任务，还有一种叫做“安非他命”的药物可以麻痹“恐怖份子”、使他们感受不到疼痛、并忘我的继续袭击……最后，军事顾问举了菲律宾的例子，用美国陆军的惨重的伤亡证明他们的观点，甚至拿出一些极为恐怖的照片，结果几位大臣都被吓坏了。
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可能有人暗杀皇帝、皇族成员或者某位重要大臣，知道有一些乱党正在进行推翻大清帝国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已经制造了几次不成功的暴乱。但是，军事顾问提到的暗杀方式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即使是李鸿章和张之洞这样的，与西方世界有过交流的大臣，也是第一次听说存在如此凶狠残忍的袭击手段。在这些手段面前，没有哪支军队可以保护皇帝、皇族成员和他们的安全，只有在“恐怖份子”发动袭击前将他们消灭，才能消除隐患。
几位辅政大臣投入了所有力量加强阅兵的保安工作，抽调了能够抽调的每一个士兵，但还是感到不够保险，总是觉得存在疏漏，因为即使是三个独立步兵旅的士兵，也没有接受过防范“恐怖袭击”的训练。于是最后，经过反复考虑，这件事获得了一个结果：在李鸿章和良弼的建议下，阅兵的保安工作被交给了Umbrella公司。
它是专业的，有这一点就足够了，钱只是一个小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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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直到1906年，清政府才选定了一首代国歌，而正式国歌《巩金瓯》直到1911年才被确定(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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