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柏林城郊的一栋老房子前停了下来，是老式的德国建筑。张然、张婧初和翻译小王从车上下来，来到房门前，信手按响了门铃。
这里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家，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厄休拉在中国出生，南京沦陷前几个月，她还到过南京，当时她只有六岁。当初张纯如就是找到了她，才让《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的。
房门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张然笑着招呼道：“张然先生，你好！我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孙子，我叫阿尔伯特，快进来吧！”
“谢谢！”张然微微欠身，跟阿尔伯特走进房里；张婧初和小王也都走进了房间。
走进客厅，阿尔伯特大声道：“祖母，中国来的客人到了！”
厄休拉听到中国来的客人到了，站了起来，老太太将近八十岁了，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起来相当不错。
张然赶紧上前，客客气气地问好：“莱因哈特夫人，你好！”
厄休拉和蔼地招呼道：“来来，坐下说话！”
在坐下的同时，张然打量一下房间，陈设比较简单，是非常普通的人家。在房间里张然看到了两只中国花瓶，一问才知道，是当初拉贝从南京带回去的东西。二战结束后，拉贝由于是纳粹党员，丢了工作，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从中国带到德国的工艺品都卖掉了，只有几个花瓶，还有餐具、箱子留了下来，这些东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
聊了一阵，厄休拉开始给张然他们讲《拉贝日记》的事。在拉贝去世10年后，拉贝的妻子在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想交给厄休拉。当时厄休拉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厄休拉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1996年，张纯如在整理大屠杀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信息，38年2月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在离开前拉贝曾向大家保证，要把东瀛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要见戈林甚至希特勒。只是拉贝离开后，却从此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张纯如相信拉贝回到德国后，一定遇到了什么不测，决定查清真相。
经过努力，张纯如与拉贝的后人取得了联系，并与厄休拉通信。通过与厄休拉的书信往来，张纯如才知道拉贝回国后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却因此被盖世太保逮捕。尽管拉贝被保释了出来，却被要求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在通信中，张纯如还知道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拉贝的日记保存下来了，她马上劝说厄休拉把日记发表出来。
厄休拉神情凝重地道：“我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就从舅舅那里借来，亲自读一读。然而，内容的可怕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都无法摆脱那种恐惧的心情。”
张然明白那种心情：“我也是这样，每次去看那些资料，都不敢看太多，即使如此，在几天之内整个人都处在特别低落的情绪中。你看过日记后，就决定发表了吗？”
“没有。”厄休拉看了看张然，解释道，“我发现他在日记中对希特勒和纳粹十分信任，有时甚至到了颂扬的程度，担心公开发表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张然马上道：“那不是拉贝先生的错，纳粹和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在中国，并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而且如果他们不是纳粹党的成员就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就不可能救那么多人。”
厄休拉听到张然这么说很高兴：“是的，当然加入纳粹党在德国是普遍现象，但我们还是很担心会招来麻烦。张纯如和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博士告诉我，直到今天在东瀛仍然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我非常震惊，没想到会有人否认大屠杀，觉得必须把日记发表出来，告诉全世界真相，我就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张然点了点头，其实不只在东瀛，在中国也有一批收了东瀛资金的专家学者，以及不收钱的精日，在网上变着花样的为东瀛人洗地。
厄休拉继续讲《拉贝日记》发掘的经过，在她的请求下，她舅舅把拉贝写的关于日本占领南京时的日记交给了她。返回柏林后，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将影印件寄给了邵子平博士。
邵子平看到日记的内容后知道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史料，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厄休拉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立即赶往德国把厄休拉及其丈夫接到了纽约。1996年12月12日，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发布会，邵子平展出了厄休拉寄给他的拉贝日记复印件。这次冠名为“南京的辛德勒”的发布会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
听完厄休拉的讲述，张然问道：“你见过张纯如，在你眼中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厄休拉想了想，道：“我第一次见她是在1996年12月，她很年轻，只有27岁，是个很漂亮的姑娘，长长的黑发，一双很大很明亮的眼睛，人比较瘦，但充满激情和活力。”
张然问道：“你们见面后聊了些什么呢？”
厄休拉陷入了回忆，好一阵后，她慢慢讲起来，讲自己与张纯如过往的种种。
下午两点，在阿尔伯特的带领下，张然一行来到了柏林西郊的威廉记念教堂墓园。
在BWB区，张然他们见到了拉贝墓。一颗棵大树下的一小块用水泥条围起的草地，没有墓碑、没有雕像，更没有墓志铭，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是草地上的一块小木牌上清清楚楚写着：“约翰-拉贝，1882.11.23—1950.01.05。”张然他们绝对不敢相信这就是拉贝的墓地。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木牌的前面不但摆放着鲜花，还有几只紫色的中国香囊，显然有中国游客来祭拜过，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得他。
张婧初将手里的鲜花放在了木牌前面，心里默默祝愿着世界和平。
张然看着阿尔伯特，问道：“怎么连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阿尔伯特告诉张然他们，拉贝1950年去世后下葬于此。到了1985年，墓地租用期就到了。不过他们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一直没有续约。96年年底，他们把拉贝的墓碑运回了家，通过中国使馆转移到南京的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那之后，拉贝的后人以及南京市曾多次希望柏林市给予拉贝墓地“历史名人墓地”的资格，都被柏林方面否决，市政府是不想为这块墓地支付费用。最终南京市政府支付了墓地四十年的租金，并表示在未来将会重修拉贝墓地。
就在张然与阿尔伯特交谈之时，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走了过来，他们都背着旅行包，应该是游客。他们来到拉贝墓前，将手中的一束鲜花放在了木牌前。
张然对这对老外有些好奇，问道：“你们是专程来看拉贝先生的墓地的吗？”
男游客打量了张然一番，回答道：“我原先是德国人，现在住在澳大利亚，叔叔婶婶都葬在这个墓园，去年看过拉贝的电影，听说他葬在这里，专程过来看一看。拉贝以一己之力对抗恐怖，是值得尊敬的平民英雄！”
女游客表示：“之前我只知道奥斯维辛，现在我知道了南京，拉贝是真正的英雄！”
张然颇为感慨地道：“是啊，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拉贝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会有正气，才会有正义，才会有希望，所以，正义才能战胜邪恶，人类才能走出黑暗，一步步走到今天！”
两个游客离开后，张然看着阿尔伯特，道：“没想到《拉贝日记》这部电影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拍得实在不怎么样，相当平庸。
阿尔伯特笑着道：“十几年前《拉贝日记》发布后，德语版发行量很小，在德国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去年电影《拉贝日记》上映后，在德国引发了拉贝热。现在到拉贝墓地参观的德国本地人开始增多，德国的一些书店专为拉贝书籍开辟小展台，由埃尔文-魏克茨撰写的《约翰拉贝》还登上《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张然欣慰，感叹道：“这就是电影的力量，影响力真的要比图书要大得多！”
其实张纯如也一直希望《南京大屠杀》能够拍成世界级的电影，类似《辛德勒名单》那样，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陆钏倒是拍了，可惜没有拍好。《拉贝日记》也拍成了电影，但导演太年轻，驾驭不住如此宏大的历史题材，电影质量平平，在德国似乎反响不错，但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就在这时，张然手机突然响了，拿起手机一看，是柏林的号码，电影节组委会吧，出什么事了？他接通了电话：“你好，我是张然！”
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有些兴奋：“张先生，你好！我是国际影评人联盟的汉娜，恭喜你获得了费比西奖，希望你能够出席今天晚上的颁奖礼！”
张然这才想起今天是柏林电影节倒数第二天，国际影评人联盟会颁出费比西奖。自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在柏林首映以来，受到柏林和影评人的疯狂追捧，拿下国际影评人联盟颁出的奖项是意料中的事。
虽然费比西奖算不是什么大奖，但奖项代表作认可，张然还是相当开心，笑了起来：“好的，我们一定会准时出席！”
张婧初见张然笑容灿烂，在他挂掉电话后，就问：“怎么了？”
张然笑道：“国际影评人联盟让我们参加晚上的颁奖礼！”
张婧初像个孩子似的尖叫一声，一头扎进他怀里，大笑起来：“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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