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越来越近，京城的天便越来越冷，地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厚，环卫工人即便早上和下午都铲一次雪，路面也还是会被积雪覆盖，于是黄包车轮子绑上了铁丝，马车也换成了爬犁，就连轿子也越来越多，耐不住寒的老爷们已经顾不得京城越来越简朴的风气，只求过了这个冬再说，唯有新开通的京城公交线路，人满为患，但公交两分钱的票价让所有人力车夫都不满。
相比于农民，人力车夫在京城算得上是白领阶层了，每天的收入在四吊钱以上——京城和南面及关外不同，使当十文的大子儿，叫做铜儿子。几十年前制银贵钱贱的时候，这钱被朝廷勒令当二十文用，是以五十个铜儿子当一千文刚好一吊；现在呢，银贱钱更贱，这种铜儿子，也就相当于两个制钱，一吊一百文，合银两九厘，合华元一角两分。[ 注：清末北京志资料，P269]
车夫一日最少收钱四吊，日入华元近五角，每月能挣十多块；如果不是车行的车，那收入即便减去车捐，也要比八品官员高。公交车两分起价虽然不低，且之前也有可坐十多人的马拉大车，但那毕竟是马拉大车，如今在京城路上跑的可是又长又大的洋机器车，一个车要是全塞满了，那可坐四五十个人。
生计的威胁使得公交车刚开的时候，车夫们就闹了一次，但当顺天府市内交通管理处联合国家银行北京分行推出零首付分期购车贷款后，鼓动车夫闹事的车行立即全破产，那些本来每天要上交一半收入的车夫全都有了自己的国产黄包车，收入顿时大增。
站在一辆‘砰砰砰……’直响的柴油机公交车上，国民党干事刘揆一以平息人力车夫闹事为例，在向他扶着的国民党元老谭人凤介绍着复兴会处事有多狡诈多术。他是希望谭人凤能在一会的年会上说服党魁宋教仁，使其脱离亲复兴会立场，真正做一个反对党。
发动机的声音极吵，但刘揆一的声音就在耳边。谭人凤只是静默着看着玻璃窗外，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这次是刚才湖南回来的。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已有一月，成效却极为显著，很多无地的佃户都分得了土地，虽然还要再熬个十年才能出头。可毕竟是有了希望，十年之后就不要再交租了，这是那些佃户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虽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地主时有反抗甚至是武力闹事，但这对组织起来的农会和准备好了的军警屁都不是。他们就像是洪水里泥房子，一冲即垮，而后散落于浩浩荡荡的洪水，消失的无影无踪。也正因为大势如此，在前期地主的反抗被快速、严厉的镇压了后，杀鸡儆猴的效应开始出现，剩下那些观望的地主们一个个都去了土改衙门签字画押，以绝后患……
谭人凤想着在湖南看的那些事情，也在想着国民党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风暴时，卖票的售票员摇响了铃铛。大声呼喊道：“虎坊桥到了，虎坊桥到了，要下车的到车门这边来，要下车的到车门这边来……”
“这就是到了？”谭人凤不是第一次来京城，但却是第一次坐公交车，感觉这车要比马车快。
“谭老，是到了，不过下了车还要走一小段，这就是公交车的不好。”刘揆一道。国民党总部就在外城区的湖广会馆，离虎坊桥很近。离菜市口也不远。
“可才两分钱啊。”谭人凤在刘揆一的搀扶下下车，他站在公交站台没有马上走，而是目送这公交车离去，很是赞叹。他接着问道：“这真像报纸上说的，是国人自己造的吗？”
“确实是自己造的，工部还专门给通化柴油机厂发了赏。可这又能怎么样呢？洋人用的全是汽油车，那种车轻快灵巧还不吵，唯我国把柴油车当宝，说这车油价比煤油还低一半云云。可便宜又如何？公车的票价即便涨到四分钱大家也还不是一样会坐。”刘揆一说着报纸上看来针对工部偏爱柴油车说辞，其目的就是不想让谭人凤对复兴会那帮人有好感。
听闻他的这般言语，本有些赞许的谭人凤也开始沉思了。见目的达到，刘揆一道：“谭老，我们还是早些去会馆吧，最好是能在开会前和遁初聊一聊。”他说到这，又担心道：“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来……”
“今日不是年会吗，怎么遁初不在？”谭人凤有些奇怪。年会可是一年中无比重要的事情，这宋遁初怎么能不在。
“哦，谭老，年会是下午开始，遁初昨天收到杨竟成的请柬，不知道回来没有。”刘揆一道。
“收到杨竟成的请柬，他要和遁初谈什么？”谭人凤道。
“就是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啊，还听说章行严也被请过去了。”刘揆一道。
“章行严也去了……”谭人凤小声道，对杨竟成此举无法猜测。
刘揆一带着谭人凤入湖广会馆的时候，银安殿后宅里炭火烧的正旺，琴音飘荡下，杨锐、杨度、宋教仁、章士钊四人围着桌子觥筹交错，言谈正欢。当然，这气氛还是杨度和章士钊弄起来的，杨锐和宋教仁要沉默了一些。
等杨度和章士钊两人谈完东京旧事，宋教仁放下筷子忽然问道：“竟成兄，这土改之后真就只振兴农业，不奖励实业了？”
他此言一出，喝了三成多，面色发红的杨度就指责过来，“遁初你真是没劲，官府的都封印关衙了，你还谈什么公事。来，罚一杯！”
杨度如此，章士钊也道：“遁初何必为国事如此操劳，你看竟成兄明知道大理寺压着不少状告官府强征民地的状子，他都没问半句。”
四人一桌，杨度和章士钊都反对，宋教仁有些悻悻，他拿起酒杯猛了一口，又自己满上。杨锐见他这般却笑道：“遁初不必如此，你的问的问题太大了，真要说起来那一天也说不完，还是不说的好。省了扫了大家的兴致。”
“那就长话短说好了。这革命说到底还是为了强国富民。就像你那一日报告里说的，无工不强，这国家没有实业是不行的。”宋教仁见杨锐搭话，又追问过来。
“我说了遁初就不反对复兴会当下的政策么？”杨锐反问。此时章士钊也看了过来。他之前不想谈国事是不想杨锐询问大理寺之事，但要话题在政府的政策上，他是乐意听的。
“要真是为国为民，教仁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宋教仁笑着反问。
“好。”杨锐放下手中的杯子。他这一次请宋教仁来，就是要实行统一战线的。和以前不一样。他以前认为统一战线就是含糊的表达自己主张，以尽量团结他人，但如今，他越来越明白，统一战线是在明确表达自己主张下，然后求得他人的认同或理解，最好是能将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统一的前提是明确自己的立场，若是立场不明，统一毫无意义。
“就这么说吧。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工部是不会再像以前那般扶持实业了。现在国内这些公司需要融资，一是股票上市，再是资产抵押贷款，三吗……，现在工部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他的做法是，只要你能赚钱，比如你有专利，有技术，那即便你一无所有，也会砸钱给你办厂。亏了算他的，赚了呢，那就按照事前谈好的比例分成。这其实就是一笔生意，是把公司当猪养着。养大就卖钱，投资公司不参与公司长期经营。
这属于实际行动，不过我更看重的还是实业环境。比如说收回关税主权、逐步取消厘金，还有就是颁布一系列商法，比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企业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海商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有一个好的环境、对业界公司的不法行为有约束，那就能振兴实业。但要是像日本那样扶起几个巨无霸公司来，使其是靠政策优势，而不是竞争优势存活，那就没有必要了。”
听闻杨锐说要收回关税，还要颁布这么多法律，宋教仁和章士钊眼睛一亮，章士钊着急追问道：“那领事裁判权什么时候能收回？”
“等全国的佃农分了地那就能收回来。”杨锐笑答。
“呵呵，竟成你还是说笑吧。佃农分地和领事裁判权有什么关系？”章士钊道。
“我可没说笑。”杨锐很严肃，“复兴会的策略先是减租，减租后农民就会跟你去打仗，仗打赢了，那就有威望均地，均了地，那就更有威望再对外打仗。和洋人谈判，还是得一手软一手硬，没枪没炮的，谁都会把你的话动耳旁风。”
“对。复兴会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杨度也搭腔道，“上楼梯一般，必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轮流着上，这样不能走得稳，上的也快。”
“嗯。”杨锐点头，再说刚才没有说完的问题，“一味的资助实业，那只会形成一种很危险的社会结构的产业分布结构，这是政府要极力避免的。试想，现在的这些大公司做大了，那他们完全可以像日本财阀一般操纵整个经济。看看日本的所谓的大正民主运动，真是民主运动吗？其实不是，这只是日本财阀让自己的代理人纠拉着一些愤青闹事罢了。
日本财阀是一个官商混合体，其原始积累是靠松方正义当政时贱卖、白送国有资产起的家；前清也有国有资产，现在大家一对比就说日本那般好，前清这般差，这无非是官场的腐败延续到商场而已，环境如此，加上管理不当，最重要的是总办那些人中饱私囊，以搞垮公司为目的，这就是金山也得被他们给拆了。”
“就像那汉阳铁厂上市一般？”章士钊越听越有趣，忽然插言道。
“汉阳铁厂其实也不是盛宣怀搞垮的，轮船电报两局不在手，没有现金流，要收拾张之洞留下的烂摊子，只能另外再找资金，如果不上市，那很有可能就只能问日本人贷款了。”杨锐纠正道，“把汉阳弄成这样的还是因为张之洞选址错误，规模也建的太大。使得铁厂一直资金不足，成本高昂，无法盈利。
我要说的不是张之洞，我要说的是现在那些实业公司。如果真要让他们做大，那总要一天，他们会和政府官僚勾结，说什么国有公司腐败严重啊、任人唯亲啊、形式主义啊。这些情况不说以后，现在都有。可他们鼓吹这个其实还是想让政府把这些国有公司低价贱卖给他们。这么一来，那又是一大帮日本财阀再现，不断干涉国家政策。一件政策执行下去不可能大家都能得益，比如对俄战争，那些茶商就损失惨重，茶农也损失惨重，但政府不可能因为茶叶而变更即有政策，总是要有人牺牲的。
盲目的振兴实业，会弄出一大堆干涉政府的财阀外，再就是大部分的工厂都会聚集于沿海城市。特别是沪上。这从军事上来说是极其危险的，现在武昌、汉口还有汉阳合并为武汉，最终成为直辖市，就是考虑到军事战略的安全。
除了军事，再有就是物流成本，以马鞍山铁厂为例，他的钢铁原本没人上门求购，客户都跑到沪上去了，那里才是钢铁大市场，结果便是四川的客户买钢铁过马鞍山铁厂不入。在沪上买了钢铁后再把从马鞍山拉到沪上的钢沿着长江拉回四川。其他不说，运费、装卸费就每吨最少就多了一两五钱。
一味的振兴实业，只会形成财阀干政，而财阀干政又会造成极为严重贫富不均。这就会使国家不稳定；而全国产业布局不平衡，则会使东部的人越来越富，西部的人越来越穷，弄得最后，又会有李自成高迎祥之类的人揭竿而起。明末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么，东林党那些道德君子一上台就要崇祯皇帝免除江南一带的商税。让陕西边军饿着肚子……”
“竟成兄，我记得以前你有一次讲话是说，‘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我们要先选择效率……’”宋教仁打断道：“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此。现在欧战大战正炽，可洋人最终还是要回来的，不尽快发展实业，那等洋人东顾，洋货重来，那可就……”
宋教仁居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杨锐苦笑道：“我之前是说过这话的，但那个时候所考虑的工业化路径和现在不同。以我看，真要振兴实业，有三条路径，以前我认为我们可以走第二条，但后来发现不行，只得改到第三条。”
“请竟成兄细说。”宋教仁道，他也想过振兴实业的办法，但分不出路径。
“先说第二条吧，其实也就是日本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我称之为外贸模式。”杨锐道：“日本人能发家，靠的是什么，最开始是生丝，而后呢，甲午年抢了我们两亿三千万两，再在日俄的时候借款筹款十多亿两，这工业才有现在之规模。
他的做法，无非是先把土地从各地领主手里买下来，再均分给农民。然后呢，高征税，高盘剥，收来的钱拿去贷给财阀们买机器建工厂，这些工厂不是为了日本人自己建的，而是给外国人建的，他的生丝是出口的，他的棉纱也是出口的。他有两个大市场，一是美国，再是中国。对美国，打不过，所以就卖美国没有的生丝；对中国，打得过，所以卖的是我们自己也有的棉纱。
生丝棉纱越卖越多，日本就越来越富，工厂规模就越来越大，可这么做是有代价的，第一就是要使劲盘剥农民，不把他们弄成一无所有绝不罢休。只有这样，才有钱拿去贷给财阀建工厂，也只有这样，工厂里的工人工资才会越来越低；
这样做的第二个代价，那就是打不起战，为何日本人这么快就和谈了，就是两国一开战，工厂就停转，工人全部失业，打胜了还有赔款，可打败了那就要全国大乱。我们现在愿意开放市场，愿意保证其在东北的利益，那台湾丢了也就丢了，相比而言，还是东北和整个中国的市场和原料更重要；
再有就是抗不了风险，这和战争是同理，假使哪一天美国经济疲软，你说这生丝卖给谁？这就不是工厂停转、工人失业的问题，而是农民彻底破产的问题，生丝的关键在桑树，桑树不是棉花。不是今年种了明年就可以不种的。政府盘剥的那么厉害，年年只够吃饭而无积蓄，一旦哪天美国经济疲软，结果就是农民第一年强忍。第二年借钱，第三年砍树上吊。到这个时候，那就迟了。
之前我以为我们也能走这条路，但想来想起，还是不行。日本太小。中国太大，要是中国工人所占人口的比例和日本一样了，那所有列强都要封锁反对了。到时候各国对我们的入口关税加到百分之两百，那工厂建了还有什么意思，不都等着倒闭吗？
只有洋人没有的产业，比如柴油机、无线电、合成氨、铝合金、飞机、钢化玻璃、保险丝、白炽灯、电动机、空调、冰箱、收音机，我们才能顺利出口。因为这些是我们有优势的，但是这些东西能有多久的优势还很难说，等洋人破解了其中的机密，那最终他们就会以势压人。通过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并且会利用外交手段把我们挤出其他国家的市场。到最后能剩下的，只能是保险丝、铝合金这种市场狭小的东西，或是像草编一样，是洋人早就不做的产业。这就是没有殖民地、没有海军的苦衷。”
杨锐说道这里忽然想到了日本，优势产业最终会变的毫无优势，能保住他的办法是有两个，一是和洋人合伙，比如通化柴油机厂战后就打算让美孚石油入股，以洛克菲勒的势力在全世界推动柴油机销售；再就和日本人合伙。狗日的虽然没有殖民地。但有一支欧战后世界第三规模的海军，南美那些国家要是敢拒绝中国货，是能拿去声色俱厉吓吓人的。
杨锐想着怎么保住这些优势产业，听罢他话语的宋教仁点头道。“竟成说的是正理，日本国势虽然强盛，但百姓却很穷，东京的工资还不如沪上一半。不过这既是第二条路，我再请教第一条和第三条。”
“第一和第三都是一样的，市场在内不在外。”杨锐道。“第一条是慢速。第三条是极速。何为极速？就是把田地均完之后，再把耕地全部收归国有，成立大农场，农民全部变成农工，产出的粮食除了口粮全部调走，这些粮食拿去国外换机器，换来机器建工厂。
既然都变成农工了，那就用不着生丝、水果糖、花棉布、香皂、玩具什么的了。这些工厂只生产一种衣服，一种鞋、一种布、一种自行车，除了这些生活必备品，能生产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生产用品，比如大农场里可以用拖拉机，那就大造拖拉机，比如修铁路要钢铁，那就大炼钢轨；也不要什么市场买卖了，全国的商品由政府定价，全按计划分配……”
“这也不错啊！”杨度趁着杨锐喝茶时说道，他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对极速模式欢迎的很。
“看上去是不错，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总是会有代价的。”杨锐道：“农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不必多说，但造出来的东西会是什么？之前我说国有公司能办好，是因为国有公司也是公司，他和私营公司只有股东性质不同，市场竞争是一样的，生产的东西如果不好或者东西太贵，还是没人要。
计划分配则不同。这是分给你的，你要也要，不要也得要，没有竞争，只有行政命令。既然都没有竞争了，那就没有创新，现在做出来的东西不说能不能用，可十年、二十年后，那就要比那些不断在市场上竞争的东西差一大截，这不单是产品差，连机器、技术都要更差。最后怎么办？只能再花钱去买机器、引进技术，把工厂翻新一遍；又再过二十年，又要再从外面买机器买技术，就这么没完没了。所有工厂还都要靠国家养着，一旦那天断奶，那全会倒闭。”
“难道就不能不按照计划分配？”杨度听了半天，忽然觉得是因为计划分配存在弊端，就想不要计划分配。
“你不计划分配，你东西卖给谁？谁又能买得起？”杨锐反问。“这种办法其实就是让大家不要花钱去喝花酒，除了吃饭以外，任何消费都禁止，剩下的钱全买拖拉机、抽水机；而且工厂能造一千台，那就分配一千台，不管是不够还是多余，反正他就生产那么多；设计什么那就生产什么，不管你要还是不要，反正他就这么造。这种工厂只能**着，一旦停转，机器会生锈、技术会生疏，之前花的那些钱等于白花了。
我感觉，这条路只能是面临战争才走。开国那两年，我们不是这样干的么，花钱买车床、买机器，建了比原来多几倍、十几倍的军工厂、钢铁厂、造船厂、化工厂。如果欧洲不开战，那我们就亏大了，如果日本人也不开战，那我们亏的更大，二十年后产品更新换代，这些机器绝大多数都会报废。
所以想来想去，只能走振兴农业的路子，或者说走富裕百姓的路子，百姓有钱了，那什么工厂都有，什么东西都能买得起，百姓没钱，出口出不了，造出来的东西只能堆着。而要让百姓有钱，那就要土地改革，死一亿四千万佃户，就不如死三百万地主。当然，这话极端，但意思这个意思，国家的强盛，总是有人要付出代价的，日本选择的是农民，我们选择的是地主。”
“竟成，话是这么说，可这一户平均下来就十五、二十亩不到的地，靠种地富裕那得有多难啊？”宋教仁摇头。他明白这就是杨锐所说的先农后工之路，他虽是书香门第出身，却也知道田里要多收三五斗有多难，这条路虽好，但在他看来不现实。
“这个并不难解决。”杨锐自信于自己的优势，道：“全国耕地十二亿亩，但还能挖掘的潜力很多，关外、西域、云南、四川等省都还有地可开。粗略统计下来全国大概有十六亿亩耕地。除去不务农的人口，每人能分到四亩，一户平均为二十亩。
耕地面积增加外，水利、灌溉、特别是良种、农药、化肥的使用将大大增加产量。农部已经立下了军令状，全国平均亩产每年要增加八公斤，十五年累计要增加一百二十公斤；这只是农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其他副业也将科学化改善，以增加农民收入。
二十亩地，平均亩产二百三十多公斤，每户能收八十二石粮食，粮价再低价钱也有一两，这就是八十二两的年收入。除去农民自己的口粮，剩下的钱都可以购买各种工业品。工厂将越来越多，整个工业体系会越来越大，国家将越来越富。
英国、法国不算，他们殖民地多，和日本走的是同一条路；德国，他虽然没有从殖民地获得太多收益，但他的产品是有技术优势的，也走的是日本那条路；只有美国、走的是先农后工之路，中国和美国基础相似，但人口却多了三亿三千万，所以政府要开征人丁税，以防止人口增长，分摊财富。”
“可人口少了，那岂不是人工要高？”杨度问道。
“人工高了才会多用机器，工业机械业最为重要。”杨锐解释道：“美国的人工也很高，可他做出来的工业品依然有价格优势，这其中虽有矿产优势，但科技水平、管理水平不能忽略。人多就走低成本路线，人少就走高科技路线，在这方面，只要不封锁，我们只会比别人更好而不是更差。”
‘每年增加八公斤、十五年增加一百二十公斤。’宋教仁一直在想着这个，这是要产量翻倍啊。他待杨锐说完，很郑重的道：“竟成，陶焕卿他真能做到每年增产八公斤？！”
“能！”杨锐笑道：“八公斤而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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