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那是不是说，战争还要继续？”莫理循思索后，跳过了和谈这个问题。
“当然会继续，战争会直到彻底的推翻满人的统治为止。”杨锐道，说的无比坚定。
“可是国会已经召开，现在所有人都在想着改变国家的面貌，有很多人担心革命会打断这一进程，从而使国家变的四分五裂。杨，难道在你的观念里，谁来统治这个问题比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幸福更为重要吗？”莫理循完全是以改良派的观点来提问，不知道是因为支持渐进改良的观点，还是他想以此来对杨锐施压，从而获得一些东西。
“谁来统治和国家发展、民众幸福并不矛盾。”杨锐直击他的假设，“甚至，谁来统治的问题解决好了，才会加速国家发展和提高民众的幸福。满清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他每年收取两万万两白银的税款，但是因为内部的腐化，民众真正支付的税款是这个数字的数倍，而这些税款在收取之后，有一半以上的税款被彻底腐化的官僚系统浪费和侵吞，现在的国会无非是通过选举，让那些议员们加入到这一分赃的行列罢了。
改良是没有办法让一个本已腐朽的官僚系统获得新生的，一个无法新生的腐败官僚系统永远无法给中国带来什么发展，它只会榨干民众的血汗，然后使那些人，我是说那些满人、政府官员，以及国会和省议会的议员，使他们过上上等人的生活，并且最为可耻的是，当他们将自己盘子里的剩饭，口袋里的零钱，施舍给那些因为他们的压榨而食不果腹的民众时，他们还会因此获得仁慈的名声。
这是一个彻底腐化的官僚系统，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它一边是还在坚持儒家三纲五常的老学究，这些人在国会里面叫做白票党；另外一边是接受西方功利主义思潮的新派绅士，这些人在国会里面叫做蓝票党。前者极为固执，他们不想中国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民众的幸福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伦常重要；而后者则极为功利，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幸福永远只是他们口袋里的筹码或者口号，通过这些东西，他们想要获得更大的名声、更高的官位。
复兴会的革命不仅仅是要推翻满清的统治，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僚系统，还要革新两种文化，一种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另一种则是源自西方的功利主义。只有将所有民众都发动起来，不被束缚，不求功利，那么整个国家才能真正的发展，民众也才能真的幸福。”
杨锐说的极快，而且同样一段话，用汉语表达永远比英语简短，所以在他说完的时候，莫理循看不到表情，只在埋头苦记。只等杨锐喝了几口茶，他才停下笔，看着杨锐道：“亲爱的杨，你差一点就说服我了。但是我还是难以想象，按照中国的传统，也就是你们所宣传的国粹主义，会建立起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或许我所知的中国历史很有限，但是在我所知道的知识中，中国并没有民主的传统，也没有开议会的传统。杨，难道革命之后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吗？”
莫理循终于问到了杨锐之前猜测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同盟会和梁启超等人铺天盖地攻击复兴会的问题，前者攻击复兴会专制主义，后者则攻击复兴会不遵礼教，妄称国粹。不过，既然会让莫理循专访，这个问题杨锐并不担心。
“莫里循先生，如果我告诉你在三千以前，中国就有民主的传统，有类似国会存在，你是不是认为我在撒谎？”杨锐笑着问道，胸有成竹。
“这不可能！”莫理循也是笑，他只认为眼前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脑子出了问题，三千年前，那时候欧洲还是一片荒地。
接过陈广寿手上的一本书，杨锐笑道：“这是一本尚书，是中国两千多年撰写的史书，所记录的是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的历史。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的创始人周武王，他打败商朝的军队，占领了商朝的国都朝歌。周只是一个西锤部落，乘着商朝的军队在外作战，才偷袭朝歌成功。为了统治好这个极为庞大的国家，周武王向商朝的大臣箕子请教治国之道，而箕子看着灭亡王朝的周武王，忠告他九条治国大纲之后就离开了，他所说的这九条大纲在史书里叫做洪范九畴，而中国最早的民主和议会制度就在其中。”
谢缵泰的翻译里并没有加“Long-long-age”，但是莫里循还是看着杨锐口瞪目呆，他更相信这是传说，而不是历史。“杨，这是真的吗？”他问道。
“是的。这是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典籍，它的合法性受到所有人的认同。”杨锐把尚书交到他手里，然后道：“上面说，如果国君有大事要决断，那么除了占卜之外，还要与卿士商议，同时还要和庶民商议。国君赞同，龟卜赞同，著莁赞同，卿士赞同，庶民赞同，那就叫做大同；国君赞同，龟卜赞同，著莁赞同，卿士反对，庶民反对，那就叫做吉利；庶民赞同，卿士赞同，著莁赞同，龟卜赞同，但国君反对，那也叫做吉利；国君赞同，龟卜赞同，著莁反对，卿士反对，庶民反对，那么在国内行事就吉利，在国外行事就不吉利。
莫理循先生，排除因为时代的因素产生的占卜，国君、卿士，庶民，三者之间国君并没有太多的特权，即使他反对，但是商议的结果还是吉利的。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制度，它并不只是向卿士和庶民收集意见，而是让他们参与决策，并最终决定国家对内对外的政策，这和议会没有差别。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参与决策的卿士和庶民是选举出来的，还是钦定出来的，但是最少他们是卿士和庶民的身份。
箕子在告诫周武王这九条治国大纲就离开了，最后去了朝鲜，他现在被朝鲜人奉为自己的祖先，而周武王接受这九条大纲之后没有几年就死了，他的弟弟周文王掌权之后抛弃了这九条大纲，另外确立了传承至今的礼教制度。中国的专制在于礼教的专制，在实行礼教之前的中国，他并不是完全专制的，最少庶民的反对和赞同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政策，但周文王之后，庶民已经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他们只是牛马。
莫理循先生，复兴会所推崇的国粹主义不包含儒家的礼教，而礼教是最为专制的。我们只想建立一个卿士、庶民可以共同决定国家大事的国家制度。或许哲理都是相通的，东西方的历史更有惊人的相似，这种所有人都参与决定国家大事的模式，在西方它叫做共和，但是在中国的历史里，它叫做大同……”
三千年前的制度？！莫理循只感觉头有点晕，不过之后的问题就并不尖锐了，双方聊的很是愉快。只是临到最后，他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问题：“亲爱的杨，我听说这样的一个传闻，就是你的妻子程，是她狙杀了慈禧太后，现在清国政府正准备通缉她，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看法？”
“慈禧应该被处决！”杨锐对此事也是刚刚得知的，却不知道这是同盟会的人漏出去的，还是自己这边的人漏出去的。“作为庚子事变的罪魁祸首，擅自向各国宣战，事后却丝毫没有得到惩罚，依然荣华富贵，锦衣玉食，反而要民众为了她的错误赔偿各国四万万五千两白银巨款，这样的人被狙杀是罪有应得。”
“那么说，复兴会也支持暗杀？”莫里循追问，在他的概念里复兴会从来不实行暗杀，反而另一个革命组织同盟会常常行暗杀之举，北京前门的爆炸案、天津爆炸案，还将举事闻名的慈禧太后刺杀案，都是如此。作为一个文明世界的绅士，革命他也许会认同，但是对于暗杀，特别是会伤及无辜的暗杀，他从来都是反对的。
“复兴会不支持暗杀，也从来没有下达过刺杀慈禧的命令。如果革命成功，那么我们将以审判而不是暗杀来处决那些有罪的满清权贵，比如，庚子国变的魁首爱新觉罗载漪。”说道这里，杨锐很是感叹，“莫里循先生，不管怎么看，你都会发觉满清政府是一个极为专制的政府，只是为了要自己的儿子当皇帝，就伪造信件，使得国家盲目的对外宣战，这样的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下去。西方各国政府若是真的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么的文明，就应该支持复兴会推翻这样专制的政府，建立一个文明的中国。”
莫理循对于杨锐的专访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在这几个小时中，他的问题杨锐都做了认真的回答，他的本子似乎已经记不下了。排除通过革命获得政权以外，莫理循认为杨锐确实看到了整个帝国病症所在，那就是传统的儒家文明正在瓦解，但是新的、适合当下的文明却没有建立；闭塞并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正在瓦解，但新的、能良好融入世界经济的经济体系却没有建立。要做到这些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但现在的满清政府显然不是，他们还在祖先带来的荣光中提笼遛鸟、无所事事。即使现在开了国会，但是因为国会议员没有普遍性，其所代表的只是各地士绅的利益，民众的利益被忽略在了一边——现在各地的民乱越演越烈，枪米、捣毁新学堂、反钉门牌等等，这些事情每一天都有好几起。显然，国会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糕。
回到北京的寓所里，莫理循哪也没去，只是在花时间整理这一次难忘的专访，花了一周的时间，他才把自己写就的文章以及杨锐赠送的全身照片邮寄到了英国泰晤士报社；而对中国的京津泰晤士报，他则另外写了一篇报道，并且稍微修改了一些语句的措辞，使得自己的立场看起来更为中立，也是附上照片然后寄送了出去。
京津泰晤士报的编辑雷蒙德收到莫理循的信件有些吃惊，特别那张革命党领袖杨竟成的全身照片更让人惊异，在满清的宣传中，传说中的革命党领袖杨竟成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一个屠夫，但是从这张照片上看却温和的像一个英国绅士。雷蒙德压住内心的激动，再打开莫理循的文章，只看见标题是：远古的共和。
京津泰晤士报完全是在北中国外国人的圣经，但是报纸的主旨向来是“输入西方文化以激励中国的改革”，至于中国的那一套历史传统，常常都是其极力抨击的对象。雷蒙德初见标题之后有些皱眉，但是在通读整篇文章之后，再想到这只是一篇专访而不是社论，加之这完全是独家的和那张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杨竟成照片，还是让他做了全文刊登的决定。
4月25日，京津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已经加印了两千五百份，但是报纸中午不到就卖光了，而后继续加印五千份，但依然不够，直到反应迟钝的天津巡警局——或者这不能算是迟钝，毕竟这是租界里发行的外国人的报纸——照会租界工部局，而工部局把电话打到报社停止印刷之后，加印才停止。可即便如此，当天的京津泰晤士报卖了超过一万份，这对于一份外国人办的报纸来说不得不是一个奇迹。
抢购当日泰晤士报的主要是京津两地的官绅和学生，还有则是全国各地的发行站。严州大胜之后，复兴会的影响力更加巨大，在满清权贵和官绅们看来，杨竟成已经变成洪杨那般的巨寇，被描绘的青面獠牙，容貌狰狞，而且他所做的事情，也正是和洪杨一样，是要断绝儒家数千年诗书礼乐的传统，从而宣扬什么国粹、国学。这些东西虽然没有洪秀全拜上帝教那样的荒谬，但却比拜上帝教更显异端。此次泰晤士报中文版上有杨竟成的全身照片，还有洋人大记者莫大夫对其进行专访，那大人老爷们自然是要买来读一读，看一看这个新“杨秀清”要说些什么。
而天津北京等地的学生，为了求原滋原味大多买的多是英文版，他们当中大多是满清宣布开国会之后的欢庆者，但是国会开了快一年，只看见议员们争吵，还有各地都在加税加捐，有不少学生开始认同复兴会的宣传，即整体腐败的满清并不能通过国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只会带来更多的坏处。当然更多的学生则把加税加捐的责任推到了复兴会头上，正是因为要剿灭复兴会乱党，所以才会加捐加税。现在革命领袖，或者说是乱党魁首有洋记者的独家专访，那一定是要买来看看的。
除了官绅和学生，北京、天津两地的巡警也买了不下两千份，对于每个月月饷只有几块大洋的警士们来说，买一份五分钱的报纸，就很有可能会有三十万两的收益——使劲记熟杨竟成的容貌，撞大运抓住的话，不论死活都是三十万两白银革赏，这些钱够一家老少荣华富贵用八辈子了。
普通人买来或看的热闹，或指指点点，但是对于满清的有些权贵来说，却是研究杨竟成此人的绝好材料。肃亲王府内，善耆看完报纸看然后对程家柽道：“杨竟成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见过他吗？”
“回王爷的话，此人在东京的时候见过。”程家柽早在善耆召见之前就看过这份报纸了，他对复兴会能扯出洪范九畴来给国粹主义助威很是佩服，他不由想到了章太炎了，这估计就是他从故纸堆里面翻出来的。不过作为孙汶的铁杆支持者，先入为主之下，他并不认可复兴会的国粹之言，而是认定这只是复兴会的政治宣传，其目的还是要打压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为此，在善耆要听他对杨竟成看法的时候，他坦然道：“王爷，如果大清真的要亡，那一定是亡在此人手中。”
程家柽语言尖锐，但是善耆却还是笑容满满，只问道：“何出此言啊？”
“禀王爷，杨竟成此人向来谋而后动，从无虚言，其复兴军又是百战之师，假以时日，那一定是要挥师北伐的。再说这复兴会一向是喜欢扎根在农村的 ，现在全国各地都是民乱，一旦为其所用，那后果难以预料。”程家柽化身为满清的好参谋，一心一意似乎只为大清考虑，只让善耆觉得很不妥当。
“原来革命党也是有党争的啊。”善耆闭目半响，又是遗憾又是感叹的说道。
“王爷，革命也有对错之分啊。”程家柽并不掩饰自己的同盟会身份，很是坦然的回道。
“何来对错之分，怕是争权夺利吧。”善耆笑道，身为贵胄，宫廷深处的那些东西他还是很明白的，是以对革命党内部的纷争也很明白。“我倒是觉得这杨竟成比你们的孙汶说的更在理些，我大清可是真的烂到了根子上，这根子上的毛病不除，那树木的枝干怎么能长的茂盛呢，可惜啊！可惜啊！若不是他一心的要反清，我还要求着他来做内阁大臣。不过，现在嘛，这杨竟成还是非要除掉不可，我大清第一大敌非他莫属了。”
见善耆把杨竟成列为满清第一大敌，程家柽并不在意他的讽刺，只是躬身说道：“王爷明鉴。”
肃亲王府对答间，宫中的御书房里梁启超也正在回答光绪类似的问题，不过和从容的程家柽不同，他可是满头是汗。“皇上，杨竟成所言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啊。革命党是孤家寡人、毫无牵挂，整顿吏治正好可以给自己的人腾位置，而朝廷可不能随意的肃贪啊，一旦如此，那些士绅官员可就要翻天了，这可是自乱阵脚的事情。”
莫理循的专访里，杨锐在论述满清不可救的理由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满清吏治腐败。光绪对此印象深刻，早前组建北洋舰队之时，宫中一个鸡蛋就要费银十两，可是外面卖的鸡蛋最多只要几文，差了数千倍，禁宫之中如此之腐败，那就不要说外面的官员了。在重新掌权之后，光绪倒是想整肃吏治的，但是位置未稳，不敢轻举妄动，而后便是杭州革命党举义，最后是国会召开，事情一件接一件。等到国会召开，那要整肃吏治可就不是他一个人可以独断专行的了，即便国会通过肃贪议案，那也会毫无效果，贪官不个别，而是全部，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从乾隆年间便是如此。
“卓如，那朕问你，当今之局该如何解？”想到国会，光绪只觉得一阵怨念，只是上次严州兵败，怒极拍玻璃的手还隐隐作痛，他便只好平下心气，细问梁启超。
“回皇上，为今之计，唯有清剿一途，而要清剿，只能是练兵。现在全国三十六镇都已经停练，还请皇上开恩重练。严州那边既然败了，那就先围不剿，等各地新军练有所成，然后再调集几十万新军进剿严州革命党，那时候我众敌寡，一战可建全功。”严州大败之后，梁启超就问过爱徒蔡锷，而作为军人的蔡锷对严州的局势早就关注了。山地之战，地形不熟之下，唯有像前一次陆军部制定的计划那样，步步为营，寸寸紧逼方才能有胜算，若是要跟着革命军一起钻山沟，那是怎么也打不过他们的。
“如此说来又要加捐增厘？”光绪一脸的不甘心。
“回皇上。确实要加捐增厘才能编练新军啊，而只有编练新军才能剿灭严州革命军。现在全国民乱，若不能尽快剿灭革命党，就怕他们乘乱而起啊。”梁启超道。
“现在严州军费已经花了近两千万两，再编练新军，早前袁世凯怎么说的？一镇开办费最少一百五十万两，每年养兵最少一百二十万两。现在七个镇的新军还有五六万的巡防队都不能建功，那难道真要二十万新军才能剿灭吗？二十万新军，其他不说，光操办费用就要二千多万两，再加上战费怕是要五六千万两不止，这钱要加多少捐税、要收多少厘金才能有？”光绪越说心中就越是气急，他只恨被国会束缚了手脚，更狠那些奴才不中用，不能一战建功。
“皇上勿忧！”梁启超看着急性子光绪，只能想着法子劝解，“编练新军本是朝廷要做之事，这二十万新军也才二十个镇，与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差的甚远，所以这两千多两的开办费用只是早出晚出的问题，并没有多出啊，而那三千万两的战费……，若是能一战建功，那或许不要花这么多钱。”他此言说完，见光绪还是愁眉不展，便噗通一声跪倒在地，道：“皇上，可千万不能忘了甲午之役啊，其时日人筹集了几万万元的军费，而我大清只有区区数千万两，开战之时虽然是省了钱，可到最后却赔了两万万两白银。若是当年北洋能有五千万两军费，怕那一战我大清也是不会输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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