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有发火的征兆，尤先科不敢再卖关子，连忙试探地问我：“将军同志，在我回答您的问题以前，可以问您两个问题吗？”
“大尉，有什么问题，你就快点问吧。”对于他这种神神秘秘的举动，我显得很不耐烦。
见我同意了自己的请求，尤先科才小心翼翼地问：“将军同志，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如果你是一个集团军的司令员，想结识另外一位素不相识的集团军司令员，除了开会和协同作战外，还会有其它的途径吗？”
对于他的这个问题，我蹙起眉头想了想，发现除了他所说的两种情况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结交途径。而且作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允许的情况下，擅自与互不统属的友军司令员结交，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猜忌。想到这里，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对他所说的话表示赞同。
他接着又问：“而且，就算您认识了别的集团军司令员，但您能随便进入对方的防区，去查看他的防御部署吗？……”
尤先科的话还没问完，我就立即猜到了他所想表达的意思，不由抬手拍了自己的额头一下，懊恼地说：“糊涂，真是糊涂！”
我的话一出口，便看到尤先科羞得满脸通红，有些尴尬地闭上了嘴。对于他的这种反应，我先是一愣，随即便明白他是误会我在骂他，赶紧解释说：“大尉同志，你别误会，我不是在说你，而是在说自己。这么简单的道理，我都是在你的提醒下，才明白过来，难道这还不算糊涂吗？”
尤先科听完我的话，没有说话，只是苦笑了一下。
我接着说出了他想表达的话外之意：“尤先科大尉。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告诉我，这次跟随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去前线视察，就有机会结识很多原本无法认识的高级指挥员，增加我在军队中的人脉。同时。对前沿防御阵地的修筑，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也能增加这些指挥员们对我的认同感。我说的对吧？”
听到我后面的这个问题后，尤先科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表情，他使劲地点了点头。肯定地说道：“是的，将军同志。我所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停顿了片刻后，他又试探地问，“时间不早了，您需要吃点什么吗？”
他不说，我还没察觉自己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他这么一说，顿时觉得饿得心发慌、浑身冒虚汗、急忙点了点头，催促他：“大尉，我还真饿。让外面的警卫员去搞点吃的吧。”
他点了点头，走到了门边。叫过一名警卫员，低声地吩咐了对方几句。那位战士在答应一声，沿着走廊快速地离开了。
尤先科回到我的身边，向我报告说：“将军同志，我已派人去取晚餐了。您稍等一会儿，就能进餐了。”
反正晚餐还要等一阵，我便和尤先科聊起天来：“大尉同志，你觉得我们这里和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去前沿，大概能待多长的时间？”
对于我的这个问题。尤先科想了想，回答说：“我估计最多一个星期左右。”
“一个星期？”我听完尤先科的回答，饶有兴趣地问：“我能问问，你是根据什么做出这个判断的吗？”
听完我的问题。尤先科笑了起来：“将军同志，根据上级的安排，四月中旬，您就要随代表团去美国了，难道您都忘记了吗？”
如果尤先科不提去美国的时候，我还真没想起来。因为我脑子里除了考虑和罗科索夫斯基去前线视察的事情，就是在想明天瓦西里的手术能否成功。
一想起瓦西里的手术，我不禁又有些患得患失起来。我抬头问尤先科：“大尉，你觉得明天瓦西里的手术会成功吗？”
尤先科听后先是点了点头，片刻之后，他又摇了摇头，有些为难地说：“将军同志，这事不好说。虽然谢尔盖医生表了态，说在明天的手术里，他会全力以赴。可我怎么瞧，都觉得他说这话时，有些底气不足。”
正说着话，被尤先科派去找食物的警卫员，已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托盘里除了有面包片、切成片的香肠外，甚至还有几个冒着热气的烤土豆。
等警卫员把东西一一摆在了桌上后，尤先科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两瓶可乐，得意地对我说：“将军同志，司令部的同志送了不少这种美国的可乐给我们，今晚您就尝尝味道吧。”
我看他干净利落地去掉了可乐的瓶盖，从旁边拿过两个茶杯，就准备往里面倒可乐。我深怕他又犯了可乐加水的错误，连忙提醒他说：“大尉，这种可乐是直接喝的，不要往里面加水加糖。”
他听我这么一说，不禁愣住了。过了一阵，才弱弱地反驳说：“将军同志，可是我看司令部里的同志，都是这么喝饮料的。”
我用鼻子重重地哼了一声后，说：“要是他们的喝法都是错误，难道你也跟着他们学吗？”
“不会吧？”尤先科听我这么说，有些不相信地说：“一两个人的喝法错误，还说得过去。可要是整整一个司令部的人都这么喝，难道您也说他们的喝法是错误的吗？”
“大尉同志，”我耐心地向尤先科解释说：“有些事情，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正确，就是正确的。据我所知，就连一些级别很高的指挥员，他们喝可乐的方式也是错误的。这种饮料用不着加水加糖，直接就能喝的。不过在夏天喝的时候，在可乐里放上几块冰块，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效果。”
尤先科见我言之凿凿的样子，便没有朝可乐里冲水，而是端起杯子大大地喝了一口。我看到他眉头紧缩的时候，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一句：“尤先科大尉，味道如何啊？”
他又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了一口可乐后，这才回答说：“虽然这种饮料带点甜味，可我还是真喝不惯。”
“多喝几次就习惯了。”我随口说完这句话以后，又问道：“上级说要给我派一名英语教员过来，也不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到这里来过。”
尤先科刚把一片面包塞进嘴里，听到我的这个问题，慌乱口齿不清地回答说：“将军同志，我去问问。”说着，他便从座位上站起来，再次走到了门外。
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他又重新走到我的对面坐下。向我报告说：“将军同志，我刚刚问过留守的警卫员了，他说在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部下来之前，曾经有一名中士来过。中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说是上级派给您的英语教员。因为您当时不在，我们的战士已把他打发走了，让他明天再来。”
接下来，我又问了一下尤先科和其他几名警卫员的食宿安排情况，便把话题转移到了基辅方面。我问道：“大尉同志，我们的特别警卫连还有多少人在基辅啊？”
“大概还有七十人左右吧。”尤先科从我的话里听出了我的想问的内容，连忙回答说：“他们手里装备的武器，都是突击步枪，不过子弹数量已非常稀少了。最多再参加一次战斗，这些有效的弹药就会被消耗殆尽。您看我们是否该给雷巴尔科将军去个电报，让他命令特别警卫连的战士，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将这些武器全部销毁掉，以免落到德国人的手里？”
我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不用，基辅虽然目前被德军重重围困，但暂时还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毕竟德国人的主力，还是要用来对付我们在库尔斯克地区的重兵集团，他们不敢抽调太多的兵力对基辅实施反击。”想了想，我又补充说，“还有，再过一段时间，突击步枪就将大规模装备部队，德军就算缴获几支拿回去，他们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短筒子弹的研制和生产。”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放心了。”尤先科说着，几口吃完了摆在他面前的那叠面包片，站起来向我请示道：“我可以离开吗，将军同志？”
我冲他点了点头，说：“你回去休息吧，明天和我再去一趟医院。不看到瓦西里的手术成功，我的心里始终不踏实。”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尤先科和另外两名警卫员来到了医院。正好赶上瓦西里坐在轮椅上，正要被推进手术室。我连忙叫住推车的护工，走过去握住瓦西里的双手，安慰他说：“瓦西里同志，不要紧张，谢尔盖医生的技术很高明，他一定能成功地将你眼睛里的脓水全部清除掉。相信要不了多久，你的视力又能恢复正常。”
上次我做手术时，在不知不觉中过了四五个小时，还觉得没过多久的时间。而今天瓦西里的手术，也用了差不多的时候，却让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停地背着手在手术室外走来走去，希望能看到里面有护士出来取什么东西，那我就可以向她问问手术室里的情况了。可惜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手术室的门禁闭着，始终无人进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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