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回到了值班室的时候，值班的准尉已经把我的任命书准备好了。看见我进门，他便从桌上拿起一纸文件递给了我。
我接过任命书一看，不禁就傻了眼。如果是印刷体的文件，我多少还能看懂一些，可这纸上的命令不是打印而是手写的，俄语的手写体和印刷体差别实在太大了，我根本看不懂文件上写的是什么内容。
我犹豫了一下，只能厚着脸皮问准尉：“准尉同志，您能把我念念这文件上的内容吗？上面的字体太潦草了，屋子里的光线又暗，我实在是看不清楚。”说完这话，我已经羞得满脸通红。
准尉没有发现我的异常，只是不满地看了我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给我读了一遍命令：“致无名高地守备营指挥员：我部现派遣穆施达可娃·奥夏宁娜中士，到你处担任高射机枪排排长，请予以接纳。列宁格勒防空司令部。”
“我去了以后该向谁报到呢？”我急忙又问了一句。
“去了以后，自然会有人告诉你，”准尉有点不耐烦样子，接着又补充说，“送你去高地的车和司机都已经在外面等着了，你快点去吧。我的话完啦。”
我赶紧向他敬了个礼，然后转身走出了值班室。
我走出防空司令部的大门，看见天已经傍晚了，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我正想走过去问问是否是去普耳科沃高地的车，卡车的车门就打开了，一个戴着船形帽的司机从里面探出头来，大声地喊着：“姑娘，是您要去前线吗？”
姑娘！听见这个词，我马上条件反射地向左右看了看，可门口除了两个站岗的士兵，连个人影都没有，哪里来的姑娘？
“嘿！嘿！亲爱的”他又接着喊：“别东张西望了，说的就是你，快点上车吧，汽车都等你半天了。”
原来是叫我啊，唉，都这么久，我还是记不住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女兵了。我赶紧快走几步，上车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试探地问了一声：“是去普耳科沃高地吗？”
“是的是的。”司机边说边扭动了点火开关钥匙，咯噔一声猛得把变速杆一拉，汽车就开动了。
有一会儿工夫，司机在默默地驾驶着，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他脸上始终挂着莫名其妙的微笑。
“您干嘛这么高兴啊？”我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他一句。
“您真了不起！”他出人意料地回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居然已经获得了两枚军功章。”
“我也是才获得不久。”
“我向你表示真心地祝贺，中士同志。”
“谢谢，司机同志。这是方面军司令员亲自授予的。”说到勋章，我不免有些得意。但很快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这两枚勋章都是来自不易的。红旗勋章是司令部为了表彰丽达在防空战中亲自击落了两架敌机的辉煌战果；至于那场森林中的战斗，虽然消灭了全部的德国鬼子，但是四个女战士牺牲了，瓦斯科夫准尉负伤也不知道送到哪个医院去了，我到现在也没能打听到他的下落，我获得了本该属于她们的荣誉，真是有些惭愧。
“是朱可夫大将吗？”
“不是，是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授予的。”
“啊？！”他有些惊讶地说：“您还不知道吗？伏罗希洛夫元帅上个星期已经被召回大本营里，现在接替他职位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是朱可夫大将。”
“哦，”我赶紧解释说，“我今天才从医院出来，还不知道司令员已经换人了。”
“我就爱在夜里开车，”一说开了头，喜欢说话的司机接下去说，“老是心痒痒地要开足马力跑！你不用管行人，也不用管车辆！飞一般跑，在大路上称王！”正说着，路边有个民警从人行道横穿到汽车的前面，把车拦住了。看见警察拦车，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警察拦车，通常拦下来后，很多都是以查驾照、查护照为名，行敲诈之事。遇到的次数一多，我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警察恐惧症。
正当我心跳加速的时候，突然听见司机的声音：“喂一喂！”他对民警大声发出了警告，“看看清楚！别耽误我执行公务。”他用手指戳了戳那张贴在挡风玻璃上的方形硬纸板通行证。民警看了一眼通行证，向我们敬了一个礼，向后移了两步退到了路边。
我暗松了一口气，微笑着看看他的司机，这时候才想到自己不是在后世的莫斯科，而是在战争年代的列宁格勒，在战争中，军人是有很多特权的，对这些民警根本用不着害怕。
没有了警察的约束，他越发地不遵守交通规则，开着汽车在一条条空荡荡的街道上飞驰，一会儿靠左，一会儿靠右，显然是由于可以这样无拘无束地驾驶而感到十分快乐。
“您是什么地方人啊？”他又问我。
“莫斯科。”我不假思索地说。
“莫斯科！”他一下兴奋起来，“真巧，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后就一直在列宁格勒服役。我家在列宁大街27号，您住什么地方？”
“我住在莫扎伊斯克路118号，站在我屋子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凯旋门和胜利广场上的胜利女神纪念碑。”
“住一哪一里？”司机有些惊讶地问，同时由于感到意外，他的脚从风门上移开了。
汽车的速度骤然间慢了下来。
“注意驾驶！”我慌忙提醒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胜利广场是1995年才建成的，而现在才1941年，他又不是和我一样的穿越者，怎么可能知道五十多年后才出现的建筑物。
“亲爱的，你说的凯旋门和胜利广场是怎么一回事啊？！”司机一面调整车速，一面大声问道。“我好像从来没听说过这两个地方。”
“哦，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等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在莫斯科建一座宏伟的凯旋门，再修一个巨大的广场，在广场中间建一座高大的胜利女神纪念碑，来纪念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个地点最好就在莫扎伊斯克路的库图佐夫地铁站附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站在家里的阳台上，天天看这两个伟大的建筑物。”我胡诌着尽力补救刚才的语误。
“您说的太好了。”他没有产生任何的怀疑，也开始跟着我的思路开始遐想：“我也希望能早曰把德国鬼子赶走，然后就可以在莫斯科修建你说的建筑物来庆祝我们的胜利。”
卡车爬上一个小山丘，又行驶了一段距离，司机开始减慢车速。“这就到目的地了吗？”等到司机把汽车停在其他的卡车旁边，我有些疲惫不堪地说。
“到了。”司机证实说。
我对司机说了声谢谢，便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司机把身子横过座位，从我没关上的车门里探出头来，指着前方对我：“你顺着这条路往前，看见一个半埋在地下的掩蔽部，那里就是无名高地的指挥部，你应该去那里向指挥员报到。”
我再次向他到了谢，沿着凹凸不平的小路向指挥部的方向信步走去。
没走多久，前面出现一个隆起的土屋式掩体，有两个穿着军装的战士在屋子旁踱来踱去。看见我走近屋子，其中一个战士举起手来示意我停下，然后对我说：“战士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
“我是奥夏宁娜中士，是无名高地高射机枪排新任的排长，来这里向指挥员报到的。”我边说边解开上衣兜的扣子，取出军人证和夹在里面的任命书递给了他。
那战士接过证件，仔细地念了任命书，翻阅了一下军人证，并凝视了一下我，大概是把照片和本人核对一下，然后对我说了句：“等一等”，转身拉开房门走了进去，一进去那扇木门便砰地关上了。
我明白这个战士是进去向上级汇报，便站在原地耐心地等待。
房门打开，那个战士重新走了出来，只把军人证还给了我，不过却没有看到那份任命书，估计是留在屋子里的指挥员那里啦。
“您可以进去了，中士同志，指挥员在里面等着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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