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王辅茞代表的官僚集团跟皇帝的对抗，让周琅是极为惊讶的，之所以惊讶是因为没有想到。
因为他跟王辅茞为代表文臣集团并没有表现出来的矛盾这么激烈，之前也有冲突，但问题都不大，而且不是因个人慾望而起的权力争斗，基本上是理念之争，争论也都在君子之争的范围内解决，但这次却直接激化了。
跟王辅茞对文臣们的士大夫风骨压倒皇帝的为所欲为而窃喜不同，周琅感觉到情况要严重的多。
大体上，现在的官僚机构分为两块，王辅茞以丞相身份总领六部，周琅则在六部之外利用内务府之类的皇家机构，打造了现代商业税收体系、工业管理体系等等。
两套机构都有各自的财政支持，因此越来越独立。
但对抗还不至于，因为明清时期的丞相权力是越来越小的，两朝都不设丞相官职，明朝还有丞相的影子，形成了内阁首辅制度，满清干脆连这个制度都没有形成，皇权强大无比。
大周接过来的是满清的政治体制，所以王辅茞虽有丞相的职位，权力上甚至不如明朝的内阁首辅。基本上督抚一级的官员任免，都是周琅亲自定的，王辅茞拥有建议之权，而没有决定权，他可以推荐候选人，却做不了主。知府及以下的官职，丞相可以直接任免，这是他的权力范畴；可他却又无法一言以决，不是他想让谁当官，谁就能当官的，其中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就像丞相有向皇帝推荐督抚人选的权力一样，主管全国官员任用的是吏部，就算丞相也得通过吏部来走这套程序，事实上吏部可以直接任免县令，不需要丞相批准。
所以在最重要的人事权上，王辅茞基本上只对州府官员有决定权，还要受制于吏部。吏部不推荐，他无权任用一个不相关的人。
故老相传的这一套制度，之所以能让中国保持两千年的领先，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其中的制衡道理很深刻。
但周琅觉得，这种制衡在明清时期基本流于形式，主要是被太多的人情所干扰，没人愿意得罪人。改革人情社会的风气，比改革吏治更难，所以周琅暂时不考虑移风易俗的问题，他只能考虑如何把人情的干扰从这种制衡的政治制度中排除出去即可。
所以从最开始创业，他就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各部门之间独立运作，不受其他部门干扰。吏部的官员，一定是从县衙的吏科吏员慢慢爬上来的，而不是突然把户部尚书调到吏部任职。没有这种操作。
于是六部就成了六个独立的官僚体系，不会形成错综复杂的人脉圈子，户部的圈子就是户部的，吏部的圈子就是吏部的，当然还是无法排除同年、同乡之类的关系圈子，可毕竟利益圈子缩小了。
这样吏部官员任用的时候，就不用考虑某个候选人的爹是户部尚书，这个户部尚书听说要调来吏部任职了，所以赶紧提拔他儿子，好讨好一下上级这样的现象。
户部拨款的时候也不用考虑，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的二大爷是户部侍郎，很有可能要升迁成尚书这样的事情。
而且这样不但排除了人脉圈子过于复杂的现象，而且保证了专业性，一个户部尚书突然调到工部，他不可能具备工程师的专业技能，一个礼部主掌祭祀仪式做的好的官员，调到户部去也不可能马上就精通会计了。
可是这样保证了专业性之后，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现象，叫做派系！
这种派系因部门利益而凝聚在一起，凝聚力极强，确实在履行职责的时候受到的干扰更小，却也在权力倾轧的时候，战斗力更强。现在还没有显现出来，因为国家初定，上层基本稳定，不存在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可如果将来丞相职位空缺，估计六部尚书都会疯狂竞争，各自派系的官员会乱作一团。
情况甚至可能会超出六部，因为现在六部甚至都可以算作一个派系，领袖是王辅茞，而周琅组建的那一套工商业体系的官员，则算是另一个派系。
这不是周琅的猜测，而是已经形成的事实，他已经确定，工商业体系的官员，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身份认同，大家虽然不可避免的要跟传统六部系统的官员交流，但他们自称皇选官。
他们自成一派，往往都是从各种官办学校毕业，进入工商业系统任职，一路升迁上来，由于这些系统都是皇帝亲自掌管，由内务府管辖，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自认天子门生，进入官场就自称皇选官。
相对应的，科举出身的六部官员，则自称科选官。
连六部都不互动，更何况专业性更强的工商业和传统民政官员了，所以这种身份认同不但出现了，而且一定会越来越深刻。
周琅不能任由这种情况继续发展，所以他才急迫的推行科举改革，他试图让科举出身的官员跟学校出身的官员在知识层面变得更加接近。
但可惜改革的初次尝试就因为传统官僚的激烈反对而结束。
周琅在改革的道路上是不会回头的，他可以绕路，但绝对不会后退。
通过最顶层的科举改革这条路走不通，因为科举可能是传统官僚的基础，是他们的核心，动一下就有大夏将倾的感觉，所以从心理意识和利益层面出发，他们都会激烈的对抗。
如果一定要跟传统官僚对抗，周琅更愿意用学校出身的官员，来取代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也就是用皇选官来压到科选官。
周琅决定发动一场政治攻势。
既然是攻势，那肯定要用自己的长处攻击敌人的短处。
皇选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清廉，并不是他们的道德比科选官更加高尚，而是因为周琅打造的工商业制度更加完备。
首先，在诸如征税体系中，他就尽力避免那些可以给人钻孔的税制，早先连称重都不做，因为缺乏足够监督的人力。
再次，周琅还有完整的会计检查机制，不定期对所有账目进行抽查，抽查出问题后会翻倍扩建，还有问题，则全面检查。
第三，周琅的官员工资水准相对比科选官要高一半左右，因为大都是专业人士，周琅认为专业技能应该有所回报。
漏洞小，监督大，收入水平高，在道德水准相同的情况下，腐败情况自然要轻很多。
一个两个人还显示不出来，可皇选官都形成了派系，这个规模已经是以万计算了，如此规模的官僚系统，已经出现了自己的文化，皇选官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清廉的风格，这种渗透到了文化层面的习惯，反过来强化了清廉。
在民间，皇选官们也已经建立起了自己清廉的形象，商人们发现跟皇选官打交道，根本不用送礼，而跟科选官交往，礼尚往来是少不了的。
虽然他们的清廉不是因为道德，可民间就是把清廉当作道德，而且皇选官文化的形成，他们也将清廉行为认为是一种道德规范，给自己在心理上戴上了一种崇高的面纱。
于是皇选官开始看不起科选官，认为那就是一群腐败分子，而科选官也排斥皇选官，认为那就是一群粗坯，读的圣贤书少，又不懂风雅，算盘打得精，做事作词半句不会。
而且科选官始终不承认他们在作风上有问题，有皇选官的竞争，加上新朝风气，以及王辅茞还算干练，官场的腐敗风气并不浓烈，跟乾隆时期比是差的远了。因此科选官坚信之所以大家都说科选官腐敗，主要是科选官人数更多，导致出现的貪官多，造成了科选官都是貪官的假象，那只是个别老鼠害了一锅汤。
但周琅很确信，科选官中的腐敗分子肯定很多，因为是从满清继承的行政体系，而且对接的正是最腐敗的乾隆末期，制度上到处都是空子，人员上基本没变，这样的情况下，肯定保留下了大量的贪腐文化。
就好像满清入关之后，顺治、康熙一直到雍正，腐敗问题都很严重，跟历朝历代开国初期的清廉形象大相径庭，就是因为满清接纳了一个腐敗的明朝官僚体系，制度没变，官员没变，腐敗自然也不会变。
所以周琅打向官僚系统的第一枪，就是从查贪腐开始。
而且他不从上层动手，打大老虎风险太大，他从科举改革中吸取经验教训，动顶层的难度比动基层更大，但基层相对反而更重要一些。
所以他从基层动手，他抽查了三百多个县的历年账目，结果马上就确定其中八十个县的肯定有问题。另外两个多个县有没有问题则不好说。
要查他们太容易了，都不需要派间谍去刺探，直接从六部档案中调他们的汇报的钱粮账册就可以了。
数字不会骗人，把这些数据跟临县的对比，周边各县都增长了十个点，或者下降了十个点，你只增长了五个点，或者下降了十五个点，这很容易就判断出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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