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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来满清帝国之前，周成功为了确保能成功游说道光，把该想到的情况，都想到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满清的财政困难，希腊是解决不了满清的财政问题的，因为希腊虽然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过剩，开始向外输出资本，但希腊本身却只是一个资本小国，资本过剩只是因为希腊市场狭小，容量有限，所以才会向海外投资。希腊自身的金融业也算不上发达，雅典金融市场上，主要流通的是希腊国债。
黑海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在新罗港，当地最大的资本集团是中国商业势力。中国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资本国家，但跟希腊的情况刚好相反，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对外投资很多，可流入中国的资金更多。庞大的市场容量，让中国哪怕控制了世界上黄金产量的三分之二，可依然是资金流入国。
黑海地区就是一个缩影，黑海中国领土区域，尽管大量中国商人携带资本进入这里，并通过这里流入其他国家，可其他国家的资本同样在流入，而且流入的数量比中国资本流出的更多。
新罗港的迅猛发展，让雅典只能成为一个依附于这里的工商业地区，却无法攀爬到更高的金融中心位置。
周成功由于担心积欠外债，导致外国势力干涉希腊内政，所以只在希腊发行国债，并且限制外国人持有希腊国债。但黑海周边国家，都开始在新罗港进行融资，其中就包括实力强大的奥地利帝国。
如果希腊有一千万人口，其实周成功也不担心希腊欠外债，他并不是一个保守的财政平衡主义者，他相信借钱发展是有利的。主要是担心外国干涉，奥斯曼帝国警醒了满清，也同样警醒着希腊。
希腊无法为满清解决财政问题，可新罗港可以，所以周成功先是通过在雅典经营的欧洲公司，向他寻求解决财政问题的渠道，欧洲公司则引荐了新罗港的中国公所。
中国公所，跟山陕会馆一样，属于一种中国特有的，以商人为主导的特殊组织。官方定义是，中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他是一个复杂的，即带有商会性质，又带有同乡会性质，还带有公益性质的自治性民间机构。
商人是主导者，他们提供资金，修建会馆建筑，维持会馆运营，也常在会馆开会，交流商业信息，讨论重要问题；但会馆也为一些同乡提供临时居所和避难所，最早的会馆，有据可查的是北京的芜湖会馆，建立的目的最开始是为芜湖的士子进京赶考提供便利。因此以同乡会的性质居多，甚至到了现在，大多数人还认为会馆是一个同乡机构，为在外的旅人提供帮助，不过商人恰好是最大的旅外人群，因此成了会馆的最大受益者和最积极的参与者。
很多会馆依然为士子提供免费居住和饮食，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商人，有的官员也会为此募捐，因为他们当初可能是受益者；会馆还提供其他一些服务，比如死在异乡，没有资金回乡的，商人集资给他们买棺椁，在会馆临时停放，等待家人节奏，或者托人运回去。
会馆还带有宗教性质，停放棺椁就带有这种性质了，因为传统只有义庄、寺庙愿意让晦气的死人停放。会馆建筑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式建筑，比如山陕会馆是供奉关公的，木匠行会供奉的是鲁班，广州经营丝织业的锦纶堂，供奉的是通西域的张骞，他们认为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一个西方市场，这还是广东人，眼光视角够独特的。
会馆有时候也被叫做公所，比如上海的宁波会馆，也被叫做四明公所。在哈萨克地区，陕西、山西的商人还能组成山陕会馆，或者叫西商会馆，成为当地商业势力的龙头，可到了黑海地区，一个更加开放的商业环境中，单靠陕西和山西这两股西商势力，就无法主导了。
由于这里起到的是中国商品在西方的集散地，亚非欧商品进入中国的汇聚所作用，因此不但吸引来了海量的中国商人，也吸引来了中亚、欧洲等地的商业势力，中国商业势力，胜在资本雄厚，坐拥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许多商帮完成了原始积累，又有股份公司这样可以借助金融市场的现代公司，实力最为强大。
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群商业文化渗入骨髓的民族，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这些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商业民族，绝非浪得虚名，对于中国人来说，商业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对于这些民族，商业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整个文化和存在都是基于商业的。就好像乡村的中国人一样，对于美国人来说，农业也许是一项用于谋生的产业，可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村社会是一种生活，种地、耕田、盖房子、生孩子，这些属于生活。
以犹太人为例，找货源，记账本，算盈亏，这些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能发现最细微处的商机，又扎根在黑海地区深耕了许多代人，跟这样的本土商业势力竞争，光靠雄厚的资本是不够的。
而且论起资本雄厚程度，来自西北欧地区的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一点也不输给中国商业势力，他们从各自的祖国带来了这个时代最先进的商业制度，利用更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融资，同时又经营各种前沿产品。有较高的技术壁垒，也不是轻易能通过资本力量弥补的。
所以中国商人集团在黑海的贸易，在跟这些本土商业民族，西欧商业势力的较量中，尽管也学到了很多更复杂的商业技巧，但也必须更团结，才能分享到最丰厚的商业蛋糕。因此在黑海贸易的中国商业势力，并不是西商一个群体的独角戏，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团，商帮的联合作战。
因此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中国人联合的会馆，中国公所。不管是私营性质的西商集团，还是股份制形势的商业公司，甚至欧洲公司这样的特权公司，他们都是中国公所的一份子，共同出资，一起开会，分享商业信息，合作瓜分利益，成为黑海地区的商业领袖。
对于一些特殊的商业，也只有联合的力量才能获取，比如黑海的石油。这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但利润相当丰厚，又很受政治力量干扰的利益，寻常小商人吃不了，弱小的商业力量吃不了，但太符合中国商团的胃口了，他们有资金，他们还有强大国家作为政治后盾，他们不弱小。
至于技术壁垒，也已经不再是壁垒。
最早经营黑海石油生意的，其实是奥地利人，相比实力雄厚的中国商人，本土作战的希腊、犹太、亚美尼亚商人，技术前沿的西欧商人，奥地利商人群体，只是黑海地区的二流角色。
他们技术上不如西欧，资本上不如中国，敏锐上不如犹太等本土派，但他们在各方面又都有一定势力，综合上却有一套。
之所以石油贸易首先是奥地利人开发的，正是因为石油这个东西，在欧洲最早被发现和使用的地区是在波兰。在欧洲，加利西亚、罗马尼亚等地的农民，早就挖井采油。但这不是原因，因为石油出现在人力史上上的时间很早，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附近就出现过人类用手工挖成的石油井、古希腊人也利用石油作为武器火攻敌人的船队，巴库一带的石油开采历史也很悠久，拜火教（明教）的出现，就是因为当地石油油苗燃烧不息的火焰，让当地人产生永恒之火的概念，进而产生了火崇拜信仰。
但古代手工开采的时候，在中欧被当作万能药，用来治病；在希腊、波斯甚至罗马时期被当作武器，用来火攻；直到近代，科学的发展，才让化学家也许可以称之为炼金术士这样的人群研究石油，于是他们发现了从石油中炼制煤油的方法。
正是加利西亚一带的人最先掌握这个方法，由于奥地利瓜分波兰，这一带被并入了奥地利，于是炼制煤油的方法，就掌握在奥地利人手中。欧洲的石油产量毕竟有限，因此煤油也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奢侈消费，为贵族服务的。奥地利恰好又是一个贵族经济模式的国家，许多产业都围绕贵族消费出现，比如昂贵的波西米亚水晶制品，华丽的天鹅绒和丝绸制品，以及繁盛的音乐家群体，这些都带有贵族经济特征。
在贵族经济的第一**动下，奥地利统治下的利沃夫地区，一位药剂师为了提高自己经营的煤油销路，在一位铁匠帮助下，设计制作出了煤油灯。历史上，确定的记载是在1854年，灯用煤油已经确定成为维也纳市场上的商品。
而真正出现的时间显然要早一些，奥地利人将刚刚出现不久的煤油灯带到了黑海市场，推销给中国人，他们让中国人看到了这种更明亮的油灯的好处，黑海的中国商人，又将煤油灯送回国内推销，短短几年，中国富裕阶层就让煤油灯和煤油的销路成几何倍增长。
奥地利人发现，单靠波兰、罗马尼亚地区的石油，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市场的消费需求，他们开始找寻其他石油供应，巴库就在这时候被奥地利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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