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人口增长缓慢，但还是从五亿多人口坚定的爬升到了六亿，十年人口增长率不到12%，年均不足1.2%，低于美国的3%，也低于英国的1.8%，甚至跟欧洲整体水平相比，也没什么优势。
工业时代的欧洲人口增长速度十分惊人，否则也不可能迅速追上中国。
以五十年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跑输了大多数欧洲国家，仅仅从乾隆末年的三亿人翻了一倍。同时期的英国，人口增长恐怖，1741到1751年10年间增长率约为3.5%，1751到1761年增长速度加快到7%，1780-1790年的10年间，增长速度为11%，19世纪20年代增长达到16%的最高峰。仅仅1811-1821年的10年间，英国就增加了其人口的18%，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8%。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速度被称为英国“人口革命”。
工业革命时期，长时间保持的高增长，让英国从不到400万人的小国，成长为一个人口三千万的大帝国。而且英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不但完成了工业化，也完成了城市化。
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这个完成的定义不同，但目前从任何指标上来看，工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中国的最大生产单位。没有明确的总量计算，但工业提供的税收，已经是农业税收的五倍，每年高达五亿贯钱，而且继续快速提高。但城市化水平增长缓慢，城市人口徘徊在三分之一左右，连续多年未见增长。这让作为皇帝的周琅颇为忧虑，担心是否跌入了农业陷阱，因为顽固的小农经济，已经让城市化无法继续增长了。
城市停止增长，意味着城市吸引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城市都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劳动力，就更不用说海外移民的。海外移民数量三十年来第一次下降到了百万以下，中国的海外移民数量，甚至还赶不上欧洲。
作为统治者，这即让周琅感到喜悦，又让他充满忧虑。喜悦的是，中国人口停止向海外输出，意味着本国能够吸纳足够的劳动力，意味着本国对国人的吸引力超过了海外。忧虑的是，城市化可能发生停滞，他很难判断这种停滞的原因。
表面上看，农村人口不愿意走向城市，肯定是因为在农村能够生活的不错，至少是跟城市的差距没有大到让他们放弃安逸的乡村生活进城务工的程度。由于海外粮食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可以变成寻常商品输入国内之后，中国边境地区出现的大农场作业，让粮食价格变得低廉。结果本土农村开始转而生产经济作物，桑蚕棉麻，甘蔗水果，种植面积已经远超历史上任何时代。
江南地区已经看不到大片的稻田，山东也主要种上了棉花，广东则发展出了果脯产业。南方普遍种植甘蔗，全国过半的省份，粮食无法自给自足需要进口。中部省份，则发展出了养殖业，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四省普遍养猪，陕甘地区主要养羊，温饱问题早已解决，肉食品已经算不上什么奢侈品，寻常百姓家里，不敢说顿顿有肉吃，但一个月吃顿肉已经不稀奇了。
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化农业、养殖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村产业效益，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让进城务工的吸引力下降，尽管间歇性的进城务工还很普遍，但定居于城市，不是农民工的选择。
这大大影响了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是未来。进城劳动力数量下降，伴随的是城市产业发展的停滞，工厂生产开始饱和，尽管生产效率还在增长，更多的是采取新技术，而不是扩大生产规模。旧工厂采用新机器，而不是建设新工厂。
这让周琅忧虑。但他没有办法，他怀疑这是技术原因。蒸汽机带动的工业革命，可能就只能做到这一点。蒸汽革命让英国可以轻松的工业化、城市化，但在中国，他只能让三分之一进入城市。就好像蒸汽机前，中国在唐宋时期，就掌握了水力等蒸汽动力之前的所有工业技术，宋朝的城市规模也很大，大城市也很多，工商业税收也开始超越农业，但宋朝还是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没有完成城市化。恐怕就是因为水利技术，不可能让宋朝这样人口规模的国家，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
同理，蒸汽动力驱动的工业化，无法让六亿人口的中国，完成工业革命和城市化。
除了技术性的原因，还有行政和文化上的原因。
行政上，随着工商业收入大幅度超过农业，开始反哺农业，至少是反哺农村。通过后备兵役制等方式，大量农村家庭得到了固定的军饷收入。家里只要有一个儿子做了后备军，事实上就不需要进城务工也能为生。这可能影响了近千万人口进入城市的压力。
另外通过财政的方式，修建了大量的交通设施，一些农村通过运河、铁路跟城市连接，虽然还做不到工作在城市，居住在农村的便利程度，却让大量农民可以做到跟农村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城市间歇性甚至持续性打工，但逢年过节就回农村，不愿在城市定居。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谋生的异乡，而不是生活的故乡。
文化上，就是农民不愿意远离故土，远离祖宗坟茔所在的地方。加强了农民工现象，大量家庭即便贫困，最多也是让主要劳动力进城务工，赚钱补贴家用，而不是全体家庭成员迁居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的吸引力，还没有超越农村的踏实感。
尽管忧虑，但周琅发现，他真的很难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停止向农村输入资源，那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军事制度，这套后备兵役制好容易建立起来，每年花费几亿钱维持，放弃的成本太大；而且向农村反馈资源，本就是维持稳定的一种妥协，相比在快速发展伴随的革命风险，周琅宁可发展慢一些。
政治上无法停止反馈农村，文化上，则更难改变，除非搞化文大命革这种形势，否则很难从根子上断绝传统文化。通过教育来移风易俗，这是一个百年工程。
周琅只能期待，暂时停滞的城市化，是因为技术力不够的结果，他知道，即使中国的改变，没有给历史大势带来刺激作用，即便中国人一直不为世界贡献新的技术力量，很快也会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依然会推动中国第二次城市，希望那时候城市化能突破一半。
毕竟有了电力，城市生活才真正开始变得精彩，而不是一到晚上城市跟农村一样，只能去做床上运动。
通过最高层的数据资料，周琅知道，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期，类似于后世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的缓慢增长期，这个时期，总量增长不大，社会在朝着精细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这让中国社会的总体效率，其实已经输给了英国。尽管在东部工业地区，中国的大工业效率比英国更高，工厂规模更大，更集约；但总体来说，是比不上英国的。英国一半人口在城市中，农村人口更少。中国更多人口在农村，城市人口更少。这就意味着，中国在东部工业区效率高于英国的工业区；可广大农村远低于英国的商业化农场经营。总体上，英国更像是中小工厂加大中农场模式，中国则是大型工业加小农农业，平均下来，效率比英国低下。
效率底下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的人均比不上英国，中国的总量确实比英国大的多，超过英国十倍以上，但中国人口是英国的二十倍，人均收入其实只有英国的六成。
周琅自己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他的身体还能支撑他继续执政，但他还是渐渐放开了权力。主要政务交由皇太子处理，皇太子先是主持兵部工作，然后以监国身份开始执政。
周琅则越来越少的留在皇宫，冬天回去海南岛的别宫窝冬，夏天则会去承德避暑。春秋两季，一般都在武当山等名山大川的道观寺庙里享清闲，喝喝茶，打打拳，读读书，教育教育儿孙。
周琅开始进入半退休状态，皇权交接的态度很明确，对国内来说，大家看到平稳交接，感到踏实，但对国外来说，西方国家突然发现，跟中国政权打交道变得困难了。皇太子对待西方国家，远没有老皇帝那么宽容。
老皇帝更容易接受西方国家的讨价还价，对英国的挑衅和对抗也能容忍，但是皇太子则更愿意采取对抗的形势。
在俄奥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发现，皇太子虽然跟前任中国执政者一样，在利益问题上不是过于斤斤计较，但在具体政策上，却开始加强对抗。
一些对中国产品加征高关税，却能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家，突然面对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中国市场，继续维持关税壁垒，要么放开关税壁垒，换取中国市场。
这其中尤以俄国、普鲁士、奥地利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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