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利害，自不是单单宋国一地，若只是宋国一地，先发制人只有利而无害。
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又说了一些弊端，为首那人一一记录下来后，问道：“那既说完了弊端，且说说利处。”
有利有弊，利处也不少。
刚刚反对妥协隐忍的那名颇为激动的墨者道：“若谈利处，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先发制人能不能成功？”
“若能成功，那么自然可以谈利处。若是不能成功反而失败，那么一点利处都没有。”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和那些旧贵族，是你死我活。因为我们的乐土之中，人人平等，没有贵族；贵族的乐土之中，尊卑有别，没有平等。这就像是是和非的关系，二者只能存其一。”
“不是说我们如此妥协隐忍，他们就会尊重我们。如今各国诸侯对我们更多的恐惧而非尊重和信任，他们现在不敢动我们，不在于我们隐忍，而在于我们五年前中原一战让贵族胆寒。”
“所以，宋国的事也一样。”
“做成了，做的惊天动地，各国诸侯反而可能会畏惧我们，至少对于我们在各国都城活动的同志不敢赶尽杀绝，不敢说必然如此，但至少也有这种可能。”
“可若是我么隐忍，各国诸侯都会觉得……连宋国我们都不管，为了不打仗而放弃，那么在别处对付我们我们最多也就是抗议和反对，反倒是助长了我们对付我们的心思。”
“四年前菏泽会盟的战争法，各国诸侯之所以遵守，不是因为我们说服了他们，而是因为我们枪决了齐公子午，各国诸侯贵族大夫都要考虑到万一他们做的类似的事被我们抓住枪决怎么办。”
“如果有人觉得，那是因为讲义理而使得贵族相信不杀为义，那就可笑了。”
本身就有几个人是支持先发制人的，听这人一说，也都纷纷点头。
四年前菏泽会盟前后，泗上墨家可谓是说了许多出格的话，连周天子前来册封的使者都不屑于接触，断然拒绝封侯之事。
这要是在春秋时代，少说也是个楚王问鼎的罪状，各国都会出兵干涉以维护旧制度。
楚国当年可以问鼎，可以自称蛮夷观中国之政、可以自称王爵，到头来还是靠战场上说话。
四年前菏泽会盟，各国诸侯也只是口头上责骂了一些，却并没有太多的动作。
无他，仅仅是因为中原大战泗上渔翁得利，受损最小，各国都不敢打下去了。
放到宋国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在宋国先发制人，可能会招致各国诸侯屠杀在明面活动的墨者，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礼送出境。
这种辩证的考虑，便是这边越凶狠，那边反而越客气；这边越隐忍，那边反而越凶狠。
和旧贵族之间的分歧，那真的是你死我活。如这人所言，墨家所规划的天下中没有贵族的位子；贵族们规划的天下中也没有平等的位子。
大战不可避免，这是四年前菏泽会盟就已经说清楚的事，从墨家绝口不提非攻转而制定战争法的那一刻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
有些事，不需要说的太清楚太直白。
从“非攻”，转为“一天下为大利，非攻的解决方法就是兼爱、兼爱的前提是消除齐鲁越晋人的区别”的宣传口号的变动，再明白不过了。
之所以现在没打起来，只是因为各国包括泗上都觉得时间站在自己这边，越拖下去越有利，都在谋求变法集权。
宋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宋国不是费国，一旦宋国出事，整个中原都要有所反应。
宋国决定了三晋南下最重要的通路；决定了楚国北上最为便利的通路；也决定了泗上周边的安全和谋取中原的通路。
牵一发而动全身。
众人沉默片刻，负责人道：“既说是获胜才可以谈利弊，那么就现在来看，不考虑泗上出兵，我们获胜的可能有多大？”
那个支持先发制人的墨者自信满满地道：“七成，至少。”
“我们在商丘有不少人，而且随时可以组织起来至少四个连队的士卒。”
“皇父一族的私兵距离商丘还远，两天时间，我们足以控制住商丘的局面。”
“商丘既得，戴氏一族本就颇得民心，况且二十年前政变之后，民众一直有武装，所谓非攻守城。”
“一旦控制住商丘局面，便可以武装起来至少三万士卒。骑兵虽无，但炮兵我们有优势。”
“野战对垒，却也不惧，商丘城下决战，未必就输给皇父一族。”
“就算不决战，我们固守商丘，皇父钺翎也攻不下来。到时候，泗上是否出兵，时间都在我们这边。”
“扩军之后，三个师就在泗水，防备宋国有变，六指为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可控制宋国局面。”
“而魏楚等国，想要出兵却难。”
“一则，魏国出兵与否，需要考虑秦国和韩国的态度。”
“二则，陈蔡等地，楚王集权变革，那里并没有实权的封君，楚国想要出兵，便必须要经过楚王的允许，而不是有封君私兵县公可以直接用县兵先出征，倒逼楚王宣战。”
“泗上不出兵，商丘的事，那是皇父一族嘴里的戴氏之乱。”
“如果各国以戴氏之乱的名义出兵，就必然不敢动我们在各国明面活动的同志，他敢动我们的人，那就不是干涉宋国，而是对泗上开战。对泗上开战，我们可以直扑魏国河东地、楚国陈蔡地，他们只怕也要考虑。”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成事，回旋的空间极大。泗上中央那边自然会作出应对。”
“可若是我们直接妥协隐忍，那失去了主动，难不成我们这的放弃宋地？”
“不放弃宋地，那么我们便师出无……无旧名。以利天下和害天下的名义发动战争，那就是彻底和各国宣战。只要我们能够成功，那么还可以用助戴氏的名义出兵。”
这人说的极有底气，而这底气的原因，就是因为商丘是泗上之外墨家的大本营，那是墨家起家的地方。
二十年前就有木器厂里安插各种成建制的墨者士卒的行动，现在更是如此，墨家在商丘的势力远不是皇父钺翎能够想到的。
对基层的控制力，是个悖论。如果皇父钺翎能够做到集权、控制思想言论、控制墨家活动，准确掌握商丘的各种情况，那他也不至于现在连那些分权的贵族都没解决。
这年月，不是谁想集权就能集权的，原本的历史上从吴起逃到楚国开始，楚国就想要集权，集了百余年到头来还是没集成。
皇父钺翎虽有才能，可他毕竟是旧时代的人，商丘城内的局面是他所学习的、家族传承的贵族统治术从未面对过的大变局，他隐约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但距离总结出新的统治术还差得远。
商丘城内的局面，远比皇父一族想的复杂。
磨坊、木器作坊、大型打铁作坊，里面有许多成建制退下来的士卒，经常轮换，平日看似为民，一旦需要立刻就可以连同军官之类都直接复原。
他以为那些失地农夫受墨家言论影响，实际上却是真正平等派的农家，两边的道义细细思量实则有着巨大的差异。
他以为本地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在自己的私兵来临后便像是旧战场上车士阵亡后的徒卒一样，实际上里面成组织的墨者既是无冕的隐藏基层政权、又随时可以转为军事组织。
再加上墨家在商丘活动了太久，民众极为认可，名声又高又好，商丘本地二十年前政变之后，民众一直强势，也经常有参与守城的军事训练。
虽然比不上那些专职的士卒，但相对于一般的农兵，组织力还是要强许多的。
不算皇父钺翎掌握的私兵，可以说皇父钺翎在商丘城的势力并不是太强大。而那些成建制有组织的私兵，在抵达商丘之前只要先发制人成功，那么这些私兵就要被困在商丘城下。
商丘民众缺乏正规骑兵，但步兵却不缺少，而且很快就可以拉起来一支数万人的国人义师。
在商丘先发制人成功的可能性极高，这也就有了谈利弊的资格。
至于之后的事，那就需要整个天下的墨者去承担后果，可这后果本身就是要承担的，早晚都要承担，或许只是提前了。
况且，这人说的也没错，就算隐忍了，反倒是让诸侯觉得泗上如今不想打仗，极为虚弱，反倒可能一致结盟。
除却那些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非攻”的为守城自发可以组织起来的国人义师，还有一支更为激进的、可以借用的力量。
那就是涌入城中的失地农夫，之前贵族想要挑唆自耕农工商业者和失地农民矛盾的事，被墨家化解，使得这些失地农夫的怨恨日增。
市贾豚当年来到商丘，提出的条件大肆宣扬。泗上出钱出人迁徙这些人开垦荒泽，恰恰是皇父钺翎和贵族们反对，因为他提了一个贵族们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求。
现在这份怨恨的宣泄口，就是那些用各种手段占地的贵族，这些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在国都中极具破坏力的力量。
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土地均分”、“市贾不二价”的真正平等的宣扬在这些人中很有影响力，而农家的人和墨家的关系很不错，至少此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伙伴。
负责的人琢磨了一下，阖上了记录利弊的小书本，心里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失地农民的巨大破坏力。
如果这一次隐忍，隐忍的只是墨家，而农家的那些真正平等派的人是绝对不会隐忍的。
到时候，宋国的局面就会比预想的还要混乱，直至完全得不到控制。
宋国是个泥潭，对于泗上而言需要的是宋国稳定、可以继续中立，而不是彻底的混乱，现在就爆发一场完全不可收拾的由农家主导的“真正平等”的国人暴动。
弊端的确存在，可就像是那人所言，先发制人，把握主动，将来怎么做回旋的余地更大；可若是后发制人，除了赢得天下的同情之外，并无意义。
思索许久，他想到了泗上时候适和他说的话。
“如今，泗上有自己的教育、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贤才培养体系。天下那些人的同情，无关紧要，只需要他们支持我们的道义、认为我们能够让天下人包括他们得利就已足够。再多的士人来泗上，也还是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新的体系，不再是二十年前天下识字的人就那么多的时候了。”
“二十年前那些同情我们利天下之行的人，可以引以为同心同德的同志；而现在，只需要让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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