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手人的诅咒,在我心中的恐惧感大体上已经消失。这是因为骗子吴某带给我的收获,所谓祸兮福所依,受骗后得到收益,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在起作用吧。
从方术的发展和流传基因来看,它是在民间以拯救疾苦为诉求的,也就是人生遇到巨大困难时才产生了需求。我本人虽然算不上聪明和能干,但也算是人生的幸运者,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算是读过一些书,接受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吴某并不高明的骗术,漏洞百出的语言、不能自洽的说辞、难以验证的法术,我应该一眼就能够分辨,但为什么沉溺许久呢?是恐惧,当恐惧的情感占满了你的头脑,你冷静的判断力就消失了。
那么,对于宁老将军他们来说呢?他们生活并未受到巨大的困难,他们的思维和处事方式已经被多年的经历证明成功,为什么要在这个迷信的方术面前沉溺许久呢?是他们年老了吗?死亡的迫近使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更加厉害了吧?不对吧。他们上过战场,是见惯生死的人。从他们自己的言谈和志趣来看,他们对死亡的畏惧没有普通人厉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学这个?难道,真如班长所说的那样,是对真理的探求精神?是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兴趣?
在农村的时候,许多普通妇女是迷信方术信仰的主力军,为什么呢?
记得我们村原来有个三婶,家庭比较贫困,当然,我们那里的农民也没几个富裕的。她生了三个子女,第一个儿子,生下来,不足五岁,就因为出痘死了。她从此落下了一个病根,经常梦见自己的儿子跟她说话,她了神神叨叨地,见人就说,昨天我儿子跟我托梦了,说哪个塘里有鬼,千万不能去游泳。有一次,我放学回来的路上,三婶正在地里除草,看见我跟她打招呼,她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跟我说:“普娃子昨晚跟我说了,这两天莫到洞堰塘去洗衣服,有鬼在那里抓人呐。”
她说的普娃子,就是她夭折的儿子,她说的洞堰塘,就是我们村后一个岩洞中的池塘,由于长年没有日照,加上地下水的来源,非常清凉,夏天时,人们爱在那里洗衣洗澡纳凉。她这种话说多了,也就没人信了。我笑笑,答应了。她还神秘地跟我挤挤眼,意思是不要跟别人说。我回家就跟我爸说了,我爸说:“莫听她的,儿子死了,整天神神叨叨的。”
谁成想,过了两天,一个本村的外地亲戚来了,在洞堰塘洗澡,被淹死了。这事一出,大家都有点对三婶刮目相看的意思。其实,我们村也还是有个别有知识的人,黄医生就是,黄医生原来跟一个老中医学过医,在部队当过卫生员,回村后当赤脚医生,他当时就在现场。他说:“这是水太冷,这娃儿是在水中受冷水刺激,身体抽筋,导致溺水的。他尸体扭曲的形状,就是很明显抽筋溺水的状况。”但是,此时科学不起作用了,人们宁愿相信这是鬼造成的,或者说宁愿相信三婶梦中得到的预言。当时,我也是相信科学的,对乡民们这种态度颇为不解。
由于对自然知识的缺乏,人们宁愿相信超自然的东西。为什么相信鬼神呢?因为方法简单,结论简单,回避了复杂的学习和推理,这正是乡民们不擅长的。所以,越简单的东西就越有人信。况且,如果相信科学,那么就会产生不平等。你一个医生懂科学,我们不懂,岂不是我们都要听你的?鬼神就不同了,它对什么人都一样,谁知道它一样不一样呢?反正,估计,或者,大概,也许,鬼神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吧?我们农村本来就处于不平等的最低端,最好有鬼神吧,让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也有所敬畏,幻想中有个超越自然的神灵,我们在幻想中平等了。
三婶生了第二个姑娘,宝贝小心得,生怕儿子不跟自己托梦了。在姑娘出痘时,她找了一个神棍出主意,这个神棍让她借了一件衣服,就是原来有人家小孩子出痘时穿过的衣服,没洗的。说是人家小孩出痘没出事,是因为痘神附体,衣服没洗,痘神还在,空上它,小孩就不会有事了。如此试验,果然,她的姑娘顺利通过了出痘难关。其实,这个事情,黄医生也解释过,这是古代最常用的办法,孩子出痘没出事,是因为有免疫抗体的产生,衣服上沾有孩子的免疫抗体,孩子穿了,当然就可以抵搞出痘的风险,与痘神没关系。况且,今天,这个事,可以通过接种疫苗解决。
黄医生说到这里激动起来:“这疫苗,我们村里没有保管条件,叫他们到乡卫生院去接种,也不要钱。他们有的人嫌路远、怕麻烦,不去,怪谁?”
但是,农民们依然相信痘神的力量,我记得,那件衣服,破旧不堪,污迹斑斑,但仍然在乡民的崇拜中相互流传。
当三婶生了第三个孩子,这是个儿子,就不再做梦了。她解释到:“这就是普儿,他原来跟我托过梦,他说他要再来一回的。”所以,现在,她的儿子也叫普儿,最搞笑的是,她的女儿虽然比儿子大,但对弟弟的称呼是:小哥哥。
农民困难的处境,在现实中找不到改变的力量,于是寄希望于鬼神的超自然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所以,如果你让他们不相信超自然力,等于剥夺了大部分人对改变命运的想像和希望,这对农民来说更加痛苦。所以,他们宁愿相信有鬼神。
其实,不光是农民,中国古代有些知识分子,对面社会的道德沦丧、秩序的混乱不堪,有时也借用鬼神的名义,写一些规劝人们的东西。比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他们明知无鬼,或者说不确定有没有鬼,但也借鬼说事,属于睁着眼睛说瞎话,虽然他们的动机是好的。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异类。从孔子、老子起,中国文化人就不把解决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鬼神上面。蒲松龄不说了,他也算科举制度的失败者,他也许是宁愿相信有鬼的归类。但是纪晓岚呢?大官、大知识分子,为什么还要把改选社会的力量假托在鬼神上面?
那是因为,他的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当时的政治体制有严重缺陷,在当时的体制和他当时的知识中,无法产生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
《四库全书》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纪大学士作为总编,应该算是知识丰富了吧。但他所掌握的,大多是人文学科的知识,也就是用来对付人的知识。但当时的中国,西方科技文明已经进入,工商资本已经萌芽,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最需要的是适合产业及工商资本发展的政治体制。但朝庭没这体制,他这官员就没办法;自己没学科学,对社会进步无法理解。所以,他用鬼神讲故事,也反映了传统文科生在科学面前的黔驴技穷。
这就涉及迷信的第二种原因:愚昧。不是说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但科学精神却是宝贵的:按实践说话,拿出证据来。
当然,关于证据,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习惯,导致很多中国人没有思维的逻辑。比如三婶的梦,在迷信的人看来,就是证据。要不然,她说洞堰塘有鬼,后来就死了人,你怎么解释?当时,这个质问也确实唬人,反正我是答不出来。今天,当我有一定的逻辑思维习惯和科学素养后,我就可以回答了。从正面回答:1、这个堰塘比较深,是可以淹死人的,况且,以前也淹死过人,那时三婶也没做梦。2、从淹死人的偶发比例来看,这件事实属正常范围。3、这人是外乡来的,不知道三婶的警告,所以,他去游了泳。再者,他不知道水里有这么冷,他更不知道,这么冷的水会让人抽筋,所以,他也就不知道他被淹死的概率就更大了。故,他被淹死纯属正常统计概率范围内的偶发事件。
当然,还有反证法:1、三婶梦见有鬼就真的有鬼了?2、鬼真的要害死人?3、这个人真的是鬼害死的?4、谁看见鬼了?有证据吗?当然,如果按这样追问下去,我还可以问:三婶是不是真的做过这个梦?但是,这个问题有拷问三婶人品的意思,作为乡亲,没有人问得出口的。
中国在这方面走的弯路太多了,自从科学传入中国后,也有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在故纸堆里找答案,而是走出去,看西方,中西融通,总比闭门造车强。
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穷其一生探讨中西文化之异同,得出值得借鉴的知识呢?
我最近就在寻找这些书籍。其实,我读书,也属于单纯的求知导向,因为我不追求文凭、论文、名誉之类的东西,我只是想明白答案。
这方面的大家也还是有的,比如冯友兰、章太炎、梁漱溟,他们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还比如胡适、纪羡林等人,他们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我不妨看看,他们思考的过程。
但是,看他们的书确实比较困难。比如对“国学”的兴趣,是今天人们兴起的风潮。但第一个提出国学概念和进行系统梳理的却是章太炎,我为什么首选他的书来看呢?这里有几个原因。
首先,他是处在中西文化对撞最激烈的前沿。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最激烈的时代,以当时世界为例,日本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学生,从明治维新后改为西学为体,国家获得巨大振兴,不由不让中国知识分子警醒。再加上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处处失败,导致文化上的自卑,这是最低落的时期。第二,他是有学术能力的人。他的中国古代文化修养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鉴别也是数一数二的,可以说是学贯中西,避免了一些所谓自说自话的大师们的意淫。第三,他是有实践成果的人。他是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中,他是元老,具有很深的政治实践功底和经历。从政治改造和经济改造来说,他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并且取得了部分成功。成功者的学术,至少避免了发牢骚的倾向,实践者的学术,至少避免了妄自尊大的倾向。第四,他后来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转变是令人惊奇的。他没有门户之见,不固守儒家一隅,甚至对道家、佛家也表示了尊敬。他曾这样评价佛教:让上智之人,不得不信;让中智之人,不能不信;让下愚之人,不敢不信。上智之人服真理,当看到真理,就不得不信了。中智之人爱挑毛病,挑不出毛病,就不能不信了。下愚之人怕因果,佛说因果,就不敢不信了。
我最近闲着没事,以为自己可以轻松看完他的《国学讲义》,谁知道,我遇到了双重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按章太炎所处的时代,他有时用文言文,来讲述他所知道的西方哲学概念,这就让我理解起来比较费力。第二个困难,就是他讲的古文经学,专业性太强,对于从来没经历过这方面训练的人来说,好多专有名词不太清晰。我相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以,就反复读,大致上知道点大概意思就觉得比较满足了。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笑了,陶渊明不求甚解,不会是像我这样吧,没完全读懂?
读了他的著作后,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古代,伪造的书籍多,没用的学问多。但有用的学问也不少,主要在先秦。但有些基本的概念倒是建立起来了。比如,道家学问中,分出两个流派,专门在政治上下功夫的,成了后来的法家;专门在出世超越上下功夫的,成了后来的庄子。但都与后来的道教没什么关系。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文化根基,庄子的《齐物论》早已在知识界深入人心,佛家的众生平等也就有了传播的基础。
对西学了解比较深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和专业的划分比较精细,用词比较通达,他们的书看起来倒不那么费劲。这样的人物比较多,比如写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冯友兰、讲逻辑学的金克木、研究古代印度文字的季羡林等,他们都擅长用西方知识的体系工具,将中国古代文化作研究对象,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我也大概浏览了一遍。
香港的饶宗颐,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虽然他处于西方文化最盛的香港,但也立足于世间,不可谓不是奇迹。
他的书中,评述了传统文化中的大量问题,很让我开眼界。
他引述的一段评价参禅的诗句,很有意思:“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我看到这句后,大呼过瘾。
大家闺秀频繁地呼叫丫头小玉的名字,不是叫小玉有什么事,只是要让墙外的情郎听到自己的声音。他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参禅本身并不是佛法,但可以勾引佛法的产生。或者叫做敲门砖的意思,砖设计出来是砌墙的,但也可以用它来敲门,声音大,不伤手。那么,学这些文化传统方面的东西,是否也可以成为我学习《周易》的敲门砖呢?或者,反之?
其实,越是离我们越早的人物,他的故事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越是离我们近的人物,他的能力有多少,又没有时间和历史来检验,我得在选择学习对象上思量一番。
我选中了梁漱溟。
他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这个在学术界上早有定论。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是民主党派领袖,也是大学者,更是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早年在延安,与毛泽东畅谈学术与革命,当时毛还是共匪;解放后,在政协大庭广众下与毛分庭抗礼、据理力争,是个不怕死不认错的角色,当然后来也成了最大右派。虽然毛不喜欢他,但还算尊重他。他是一个复杂且单纯的人。复杂是他的学术思想极为复杂,但他的学术立足点又扎实硬朗。比如,他在山东进行了著名的乡村实践,将中国农村改造的理论,用具体的一个地方进行实验,这才是科学精神,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强多了。他是思想家、革命家、实践家。八十年代,在世界上突然出名,西方有人居然把他比喻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有点搞笑,他终身信佛,从未娶妻,这就背叛了儒家了;他每天打座,每顿吃素,典型的佛子,何来儒家之说?当然,从对儒家学术的解释及整理的能力来说,他对儒家也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这顶帽子扣在他头上,只能让他本人哭笑不得。
当然,民国时期信仰佛教的名人不只他一个,比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比如弘一法师等。但是,最近的人物,人生经历最丰富、学术成果最系统、身边事迹最可考的,肯定要属于梁漱溟了。
他由于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系统学习,善于用西方哲学的框架和西方科学的思维来解构、重塑中国文化,得到大量的结论,不一定都正确,但我学习他,将他思维过的东西看了,就避免了自说自话的重复思考,这是经济的、站在高人肩膀的做法。
他从概念范畴矛盾运动等西方哲学的基本方式,来分析中国传统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一下就让我看得明白了。
比如,他说宗教的二重发展方向:解决现实问题、解决精神问题。这两个方面给我巨大的启发。
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宗教功能偏重解决现实问题时,经常坠入迷信。中国的农民苦,农村的妇女最苦,现实的压迫使她们所有的努力,都看不到回报。所以,她们只得将希望寄托在超自然的力量上面,希望有神力来改变她们现实的处境。神力改变的依据是什么呢?在中国,往往是道德。因为在道德这个层面,富人和穷人起点是一样的,可以获得平等的精神体验。农村妇女又是受传统道德束缚最重的群体,她们甚至误以为自己的道德是自己唯一的优势,在神仙帮助的对象中道德是首选的条件,所以,她们就认为神仙最应该帮助自己。对贫穷和不公命运的恐惧加上对神力的希望,让她们宁愿迷信,要不然,她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宗教的功能偏重于解决精神问题。精神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呢?人脑的功能从解决生存问题后迅速发展,几乎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人类面对现实的有限性,也就是不自由;人类在思想能力上的无限性,也就是思想自由。这一对矛盾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人们在这落差之间的空白处,要寻找答案,就成了宗教的任务了。
这是需求端解释宗教的两种倾向。
从供给端来说,你这个宗教,起码得提供两个东西。第一,你得有神,至少一个,上帝也好,真主也好,总之得有神,且这个神有力量。要不然,人们要求你提供神力时,你拿什么出来?这是利用人类最基本感情驱动力之一:希望。第二,你得给死亡一个说法。天堂也好地狱也好,六道轮回也好,总之,你得告诉人们死亡后的去处,让生的人对死亡有把握。这是利用人类最基本的感情驱动力之二:恐惧。
但是,仅有这两端,就概括了宗教问题吗?
不能。因为在精神层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结合点:实践。科学精神就此产生了。科学是为实践提供有用的想象,既对物也对神。刚开始我也把科学实践与宗教对立起来,认为这是绝对不同的两个领域。但在梁漱溟的世界,这两者是融合的。
比如,他的社会科学是实践。他所推行的山东的乡村实验,就是具体的实践活动,然后在这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假设,得出实在的结论。当然,他的宗教也是实践。他是一个严肃修行的佛教徒。一生不结婚,不吃荦,每天打座念佛号念经文,他用一生的时间来实践宗教的教义,这也是一种科学精神。
好奇怪的宗教,好奇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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