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然说出一句:“想不到非洲也有这么大的商机,那么穷的地方,王班长居然赚到了钱。”
妍子说:“你没跟他接触过,你不知道,比猴子还精的人,是什么样。”
小苏的老婆说到:“王总我还算了解,他只是不甘于平庸,喜欢折腾而已,当然聪明是肯定的。”
李茅问到:“庄哥,你最了解他了,你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温州的部分小工厂生产过剩时,王班长在非洲开辟出新的天地,他自称自己是非洲雄狮,倒让我联想到一个词:草莽英雄。
“他是个草莽英雄,我只能这样形容。原来在北京做手机生意好好的,全部丢掉到非洲去闯荡。去年,温州部分滞销的日用品,他拉到非洲赚钱了。光做中非贸易这块,他就赚了几千万,这才仅仅一两年时间,他又开始研究新的项目了。”
我看到妍子的眼色,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马上把话题移开:“反正,他就喜欢找新东西、新市场,做生意赚钱仅是他目的之一,换新花样找成就感,也许才是他最大的动力。”
小苏说到:“我是哪样赚钱我做哪样,他是什么?”
“他是哪样没做过,就试着做哪样。”
李茅说:“这是探索者啊,好奇心和行动力,几乎与科学家一样的品质。”我笑到:“你也把他说高了,其实,我们兄弟有的毛病,他一样不少,但他的这个优点,我们倒是都没他强。”
关于未来可能的合作伙伴,大家都有兴趣研究。小苏问到:“你陈班长不是也很优秀吗?他与陈班长比呢?”
“两种类型吧,陈班长优秀体现在稳重,他做事时的最大思维是:避免失败就是成功。而王班长做事时,想得最多的是:我试过了,我就算成功了。”
当他们还在回味我所说的话时,我解释到:“这也许与他们的性格有关。性格的形成,也许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陈班长长期处于生存压力之下,他是全家的唯一支撑,他失败不起。而王班长家庭条件较好,所以对失败的容忍度比较高,让他瞎折腾的爱好受到了保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没必要透露这两人的隐私,但可以拿现场的人打比方。“比如王班长就是妍子,开酒吧是爱好,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万一成功了呢?那是自我实现。小苏做生意就是陈班长了,不能失败,只能成功,所以就比较保守。以前是为钱所迫、现在是为情所困。”
大家听出我玩笑的意思了,都朝小苏和他老婆看,首先是李茅没忍住,也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然然显然不没从非洲的市场中走出来,冷静下来后继续重复了她的不理解:“为什么在非洲能赚那么多钱呢?是中国人现在变聪明了吗?”
她这种人,其家庭和成长经历,造就了她的思维方式。相信资本的力量,非洲没有资本;相信知识的力量,中国人能这么聪明?
“你凭什么认为非洲就赚不到钱呢?”李茅这个问题是反问,其实,他也有与然然一样的疑惑。
“中国跟非洲人打交道也有好几十年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是援助援建贴钱,怎么,现在,是中国变了?非洲变了?还逻辑变了?”
我一听,这是典型的逻辑思维习惯了,这三问就是对推理三段论每一段的怀疑。在三段论中,任何一部分为假,那么整个结论就为假。反之,当事实不符合原来的推理结论时,反过去检查整个推理的三个论段,肯定是至少某段出了问题。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思考的方式,如果没有经过大学培训的王班长在这里,他无法适应这种推理方式,当然他本人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大家都在想,当然最先想到的还是我,因为我最了解,也在经商第一线,最直观。
“从绝对意义上讲,然然所说的三个,都变了。这当然是个哲学判断,依据是运动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我们最重要的是寻找相对意义上的变化,依我的看法是: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变了。”
李茅这才反应过来:“对,庄哥说得对。当今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中国。我觉得,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从原来的政府间关系为主,转换为民间交往为主,这给了民营企业以机会。比如中国的改革,就是化整为零的战术。将大集体的农村土地化分为家庭小承包,将大工业的体系中允许乡镇企业或民间作坊作补充,将大商场划分为小柜台出租,现在全国最大的中外民间贸易市场义乌,卖的主要是小商品。化整为零游击战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强项,也是中国人的优势,当年日本人也没办法对付的。”
李茅虽然是理科生,但对军事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最喜欢在我这当过兵的人面前引用军事术语,这虽然幼稚,但可爱。
当然,理科生毕竟是理科生,他除了用比喻等不靠谱论证方法外,也少不了理论的严肃总结:“解放每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改革吧;解放所有地域和市场的束缚,这就是开放吧。”
搞得像个政治家似的,总爱发表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我岳父是这样,老一辈的人都有点这个倾向,跟谁学的?
当然,在然然面前,我得表示出对他的肯定,人家要结婚了,过几天的新郎官,也是官嘛。
“李茅说得有道理。每个人的创造力被解放后,总有些英雄杀在前面。”我的点评增加点感情色彩,这里毕竟是酒桌,况且还有感性的、水灵灵的女人们。
“我觉得,是差距引起的。”妍子平时不参与理论纠缠,但今天估计喝了点酒,兴奋起来了:“我也知道他在温州进货的东西,他是赚了钱。其实那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看来,都是比较低端的,虽然是合格品,但基本没有品牌,都是原来小工厂的杂牌子,这在中国是乡镇市场上卖的,还卖不出价。生产这类东西的厂家,我所知道的,在温州,也有些倒闭转产了,因为这东西过剩,在中国不赚钱。但是,这东西到非洲,就不同了,既然在中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在非洲就算是好东西了。据王班长家属讲,他的批发市场就在非洲的大城市。比如在非洲,用得起微波炉的,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但也架不住原来产品的价格高昂,原来的微波炉都是欧洲来的,价格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人家花钱也心疼。我们的货虽然不是品牌,但照样合格耐用,钱是人家的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人家不欢迎?所以,嫂子说,他们的货有时还没进港,批发商的预付款就打过来了。你们说,我们过剩的东西在非洲抢手,这是不是因为生产水平的差距造成的?”
从李茅的巨型宏观突然跳到妍子的具体微观,这种讨论充满张力,张力,让讨论有了生机和可能性。
也许是受到妍子发言的鼓励,一直不怎么开口的小苏的夫人也冲了出来:“我觉得妍子说得对。我是站柜台出生的,王经理的方式我也了解。比如妍子开酒吧,卖高档红酒,但代替不了奶茶店,还有靠边卖冰棍的,各种消费的档次差距,就注定了各种消费市场的存在。别说是非洲与中国,就是中国内部,乡镇市场的东西和西单商场的东西,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别说是大中国,就是在北京,差距也无处不在。就说这手机。王经理当年卖杂牌子,隔壁大品牌的体验店,营业额也不一定比我们好。现在我们开的这店子,定位于二流品牌,不也还是有市场?中国本身就存在巨大差距,所以,高中低档的东西自然就冒出来了。欧洲要高端的,我们有。非洲要低端的,我们也有。有差距就有商机,这是我体会的。”
来自一线的体会,总是充满感情,充满说服力。
小苏对老婆的疼爱,此时体现在语言上对老婆背书:“我也觉得是这样,你想,欧美人总是造高档的东西,为什么?利润高呗。如果他们产低档货,谁来支撑高工资高福利?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劳动力成本低,刚刚脱贫要消费,这就有市场。民劳作坊要生产,就提供低端产品。我们不嫌工资低,只要比种田效益高就行。你们看看,只要有钱赚,中国人要他每天加班,都有人干。最近流行一个词,叫人口红利,我不太理解,估计然然学过,大概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造成的吧。”
又从微观扯到宏观,小苏也是照顾学院派感情吧,他这个人,善于观颜察色,左右逢源。
“人口红利是个比较热的概念。”然然当然比较理论比较高端了:“我们中国人刚从贫困线中解脱出来,拥有巨大的致富热情和劳动人口,光这还不够。如果光人多,与非洲就没差距了。关键是,我们劳动力素质高。中国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经历,这可是工业化必备的劳动基础,这个素质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了的。中国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比不了的。你想想,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给发展中国家的工资,这劳动效率和成本,就造成了巨大优势。林毅夫教授把这个优势做了个总结,叫比较优势论,目前在学术界,这个理论热度不小。”
比较优势论,与市场差异化竞争,当它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改变中,王班长只不过是千百万冲锋队中的一人,妍子随后的发言就是证明:“其实,我们温州,已经有好多人到国外去了。非洲是一部分,还有东欧,还有俄罗斯,还有的在欧洲巴黎、意大利,按这个理论,他们都是在差异中找商机,在比较优势中发财。”
学得快,悟得快。对于赚钱的理解,妍子不需要学习,这只是她的本能。
妍子的话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她是成功者,来自于一个盛产成功者的地方。小苏说到:“温州人,盛产英雄。我记得,我老家那穷的位置,在我小时候,就有温州人去做小生意。现在满世界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种。什么原因呢?”
妍子不回答时,我得硬答,老公的责任要扛在肩上:“我估计,温州这地方人多地少,必须出来找饭吃,这是逼的。另一方面,靠近江浙,工商业有传统,上海金陵,历史上与乡间的差距巨大,他们善于找市场差异。他们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行商,善于在坐商与官商之间,寻找利润。”
妍子崇拜地看着我,她没有理论,我在她眼中,就是理论家。
但是今晚最闪亮的女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然,也不是成功证明的妍子,而是小苏的老婆,要说原因嘛,秘密在她的大肚子上,她一个人说话,思维的估计是两个人。
“我觉得,王经理还有个特点,大家注意过没有,反正我家小苏也有些这个特点,就是善于了解需求。”她这一说,我和李茅不约而同地想到另一层去了,盯着小苏看,小苏没明白过来,妍子明白了:“你们男人,就爱乱想,人家是讲的了解顾客和市场需求,不是了解女人。”
笑声这才放肆出来,然然有点脸红,小苏老婆倒不在意:“你们想,他们都是从底层出来的人,也见过一些市面,善于设身处地观察别人的需求,善于耐心沟通了解别人的愿望,善于通过小事情来测试市场的变化。这是他们的优点,你们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就拿现在我们卖的手机来看,你们总认为黑白灰银几中颜色才是销量大的设计,但是我家小苏非要让厂里设计一些红绿蓝的彩色外壳,而且可以互换,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都有过喜欢艳丽色彩的经历。我们打工时,我们的老乡们在外地时,住工棚、整天上班加班,生活单调灰暗,需要用色彩来调节,弥补。美是什么?满足并改善生活,就是美。对不对?小苏懂,王经理懂,我也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那个消费层次过来的人。”
她这一说,大家都理解,穷过的人,理解穷人。乡村杀马特,也有一颗向上的心。
李茅此时估计被触动了:“要说差异化,要说草莽英雄,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计算机技术起源于西方,我们要跟他们拼机器语言、芯片设计制造、基础软件架构,还不行。从基础上不行,我们就不行了吗?我们从应用端入手,从功能实现上发力,不也是一种创新?我们崭时产生不了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伟大革命,这需要积累和时间。但我们国家近些年毕业了多少理工科大学生,这数量巨大的工程师预备队,难道在工程技术领域内,不可以和西方进行差异化竞争吗?阵地战不行,难道不可以变为运动战和游击战吗?战争不一定是对称的,也可以非对称。”
我就烦李茅,举例说明专业问题,非要扯上他并不专业的战争。但他讲得气宇轩昂、鼓励人心,总体上也是可以鼓掌的。然然的支持有限,但在我们心中,李茅也算是草莽英雄之一了。
虽然是研究他的婚礼,这酒席的主题已经改变。李茅仿佛对草莽的定位感兴趣,估计他的内心中,也有英雄主义情结。这是我学心理学后,喜欢观察的角度。
“庄哥,你是搞文化和哲学的,在你看来,草莽英雄涌现的时代,究竟是好还是坏?”
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我得回答,因为这个比较靠近我的强项。但谦虚为先:“李茅不要跟我扣帽子,说我是搞哲学的,我只是爱好者。我真实的身份你们也清楚,与这关系不大。”
小苏是好事者,他要挑起话题:“庄哥,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改了吗?让我猜猜,你现在定位的真实身份:是股东?我们三人都是股东,没有独特性;是工厂主?算是,温州那个厂,你经营得不错。但是,毕竟开创者是妍子的父母;是算命的人?街头多的是,只不过你多看了几本书,算得准些而已;是生意人?我们都是生意人,这个排除。算了,你自己说,你定位是什么。但是,条件是:必须是你自己最独特的定位,不能跟别人重合。”
他这明显是挑事,当然也是为了把大家关注的目光,向我身上吸引。
“我是高妍的老公。”当我说完这个定位后,李茅说我有点耍赖,小苏苦笑但无法反驳,另两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只有妍子,在扫视了在座的表情后,嗔怪和骄傲同时在她的目光中闪现,满意极了。
还得回答李茅的问题,他又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问题本身。
“从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学问来说,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最不好的时代。比如春秋五霸的时代、五胡乱华的时代、三国纷争的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时代。所以,老子说:绝圣弃智,天下太平。”
“那就是不好哟”李茅急于得到结论。
“在那个时代,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个结论绝对适合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在人口与土地关系上来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如果要是这个稳定结构被突破,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到了,就会出现大量圣人和英雄的出现。圣人在寻找道路,英雄在闯出道路,总是,是原来的道路被破坏的产物。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政权失控。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用科举制度,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大家知道,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当然,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但出现草莽英雄,就是最坏的时代了,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人活不下去,就反了,社会剧烈动荡,用鲜血和生命,重塑下一个平衡。”
李茅说道:“你这是个新历史观,我没听说过,果然是高手,庄哥,继续。”
“但是,在今天,逻辑变了。”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我知道她熟悉这个。
“今天,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起点上,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但成效呢?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我们开始了改革,放开户籍、土地的限制,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总之,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没有人敢干的事。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但他们当政过后,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因为,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中国几千年来,无一例外。但今天,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放开英雄的自由,让他们遍地闯荡,这得是多大的勇气?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邓公是最猛的英雄。”
“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又没威胁政治呢?”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得慎重回答。
“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但是,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政府和人民都相信,我们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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