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永吉的提前敲打，沈世明这个新首相的上任过程十分低调，不但没有在门前敲锣打鼓，甚至连访客也一概不见，只是按时去国务院上班下班。{..
就算是上班期间，他多数时候也是一个人在首相办公室喝茶看书，平时不太喜欢跟其他阁员来往，一言一行也格外谨慎，轻易不发表意见。
一旦有其他同僚因为公务的事情过来问他的意思，他通常都是先听你说一通，等你说完了，他才说此事再议，然后就继续低头看书喝茶。
这种磨洋工似的做法，虽然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却引起了副相王韬的不满。
王韬现在既是内阁副相，又是教育部长，本身又是个有大抱负的热血中年，一心想干大事，换言之就是冲劲儿十足，要不然科举改革也不会干的有声有色。
简单的说，王韬是个有能力也有野心的人，一心想要在新生的中华帝国大展宏图，成为一个名流千古的名臣。
就是因为有这种抱负，所以当听说李永昌离职之后，他的心就热了起来，因为他遍观内阁诸人，似乎就是自己的资历跟能力最高，因此首相的位子十有**是他的。
然而皇上最终没选他，而是选了个几乎没听说过的人来当首相，这自然让他很失落。
不过经过一番打听，王韬也就释然了，毕竟根据他打听到的消息，这沈世明跟李永吉的时间比他早的多，而且以前他负责打理的都是皇产，所以应该是内部人员，这样一比，他也就无话可说。
本来他是想认命了的，但沈世明的工作态度实在让他不适应，毕竟跟前任相比。这位新任首相就有些太过怠政了。
想当初，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哪怕是皇上的亲哥哥，平时也总是早到晚归，而且经常召开内阁会议，跟大家一起商议各种事情，总是表现的一副虚心求教，兢兢业业的姿态，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可以这么说，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大家对他都是敬佩有加，可这位倒好，论身份顶多就是个投机取巧的家奴，但架子却不小，来国务院后总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也不怎么跟同僚交往，甚至连内阁会议都很少开。
好吧，这样也无所谓，但很多事情是绕不过首相的。因为有一些行政命令是必须加盖首相印才能正式实行的，否则下面的人就不会遵照实行。
没错，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为了讲求效率跟纪律，讲究的是认印不认人。也就是说下级机构的官员执行命令的时候，不管是谁下令，只看你有没有相关的行政文件，行政文件有没有加盖相关印签。
这其中。皇帝印自然是最高级别的，只要加了皇帝印，那就是一路同行。是最高优先级别。
中华帝国的皇帝印只有一个，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天子二十五宝之类的，就只有一个用繁体印刻了“中华帝国皇帝大印”八个大字，周围还有繁复花纹的黄金制备的印玺。
之所以没有用玉，而是用黄金，是因为相比玉器而言，黄金更不容易损坏，而且这个印本身也不大，可以随身携带，随时用印。
另外，关于中华帝国皇帝印玺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是写入最高法的宪法里面。
比如皇帝印玺都有什么职责，哪些功能，假冒皇帝印有什么处罚等，都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
因为这个皇帝印可以用在各个场合，几乎是万能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万能印。
但也正因为皇帝印几乎是万能印，事关重大，所以对于假冒方面的惩罚力度也就格外重。
根据最高法规定，假冒皇帝印者，罪同谋逆叛国，所有相干人等不问身份，不问缘由，验明正身之后，在判决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内斩立决。
与此同时，罪犯家属在九族之内也要全部抓捕，进行严格的审问，并根据知情多少，判处斩立决或者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的处罚。
换言之，你如果是假冒皇帝印的罪犯九族内的家属，哪怕不知情呢，也要最少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除非你在正式抓捕之前提前向国家告密，才可以被判无罪。
可以说，这是相当严格的处罚了。
连皇帝都这样了，下面的各级官僚也是一样，通常一个位子只有一个官印，也就是万能印，并且宪法也都给各级官僚的官印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以法律的形势，赋予了不同官印以不同的权力跟义务。
换言之，偷盗官印假冒官员的事情，风险变的更大了，而官印的地位也被拔的更高，而去除各种乱七八糟的印，只有一个万能印，这也能够加快一点行政效率。
言归正传，就政府层面而言，皇帝之下，最有权力的就是首相了，在没有皇帝印的情况下，加盖了首相印的文件就可以说是一路同行的最高通行证。
虽说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跟最高元老院跟国务院平级，不过面对内阁成员，特别是首相而言，除了皇帝可以任命与罢免，其他任何机构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内阁首相进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顶多只能去监督一下你的行为，然后搜集证据，找皇帝去告状。
这是因为要罢免内阁首相太难了，首先你要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提交众议院，众议院再正式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并通过弹劾议案，才会让众议院议长向元老院提案。
然后元老院收到弹劾议案，还得再召开一个听证会，再进行一番讨论并通过，再提交弹劾议案去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经过正式的开庭审判，经过法庭答辩，最终也判决有罪，然后就会提交判决书给皇帝。
皇帝这边看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通过了，会再下达行政命令，先罢免内阁首相的身份以及一切特权。再送还给法院，以一介白身，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接受起诉，通常会跟着各种刑法、民法之类的各种罪名，让你锒铛入狱甚至被判死刑。
以上，就是以程序正确的方法去扳倒内阁首相的方法，可想而知这里面的难度有多高。
当然，问题其实也可以很简单，那就是直接找皇帝告状，假设皇帝看你不满。要罢免你，那么通常会让你自动辞职，你要不识抬举，要走程序那也很简单，皇帝只要透露个意思，所有程序都会一路同行，不会有半点难度，而且要什么罪名给什么罪名。
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中华帝国搞了个皇帝之下的四府分立。相互约束，但本质上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独裁统治，依然还是人治。
不过呢，要说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也有好处。那就是从程序上设置了障碍，一旦皇帝的权威没有李永吉这么强大，那么四权分立的作用就会正式显露出来，这样一来。哪怕李永吉的后代不成器，也不会影响帝国的运转，起码保持帝国的体统。
比如说宪法里就有一条。一旦元老会觉得皇帝不称职，甚至有叛国嫌疑，就可以提交弹劾皇帝的议案，当然这个弹劾皇帝的流程就更复杂更难通过了，但终归是有这么一条。
换言之，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既可以玩君主**式的独裁，也可以玩君主立宪式的民煮，运用之妙，全看时代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首相的权威才十分的重，除了皇家禁卫军、议院、法院这几个系统之外的一切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都由首相说了算。
那么，一旦首相昏庸怠政，国家很多的政令就必然会陷入停滞，无法顺利执行，而这也是王韬最为看不惯的。
说首相权力大，最简单也直观的一点，那就是首相卡着经费。
虽然帝国有财政部掌管帝国的财政审批与预算，但除了规定的官员薪水之类固有支出外，如果索要额外经费，那就必须找首相签字用印，否则你就要不出钱来。
王韬现在正在到处推广科举改革，到处兴办新式学校，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这时候财政部告诉他不能给钱，因为没有首相同意。
而当王韬去找首相沈世明要经费的时候，沈世明倒是听了不少，可最后就只是一个再议，完后就没音信了。
这么一次两次三四次之后，王韬的也沈世明搞的越来越上火，后来干脆就想到了告御状。
告御状现在也不容易，李永吉目前并不在永华宫，依然在虎丘的虎穴中练兵，平时根本见不到人，要找也只能通过无线电话。
问题是，目前国务院里面，除了首相拥有可以直接拨打给李永吉本人的直通电话外，其他人打电话，只能先打到内务府的皇家秘书处，然后你把你的留言告诉秘书处的值班秘书，值班秘书再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根据秘书的汇报情况，选择跟你直接通话，或者通过秘书转达命令，甚至搁置命令也有可能。
换言之，目前国务院中除了首相大人，其他人都无法直接跟皇帝通话，只能通过值班秘书转达，而皇帝如何跟你联系，那全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对你的重视程度。
好在王韬身份特殊，怎么说也是当年李永吉亲自提拔的大员之一，还算印象深刻，所以他一次两次三四次的告状，加上他还联络了其他阁员一起告状，终归也起了点作用。
就是说，内阁成员的集体告状，终于让皇帝李永吉也无法忽视，并且开始直接打电话问沈世明最近的工作情况。
“让你低调做人做事，可不是让你怠政。”李永吉直接道，“让你以学习为主，也不是让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看看，才上任多久？就有这么多人告你的状，你是怎么做事的？”
对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爱，怎么敢怠政呢，现今这个情况，实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且先宽心，请容臣慢慢禀报。其实就算陛下不问，臣最近也要抽时间跟陛下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紧接着，沈世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针对告状内容做起了解释，不过说是解释，但因为引申的东西更多，说的也更详细，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汇报。
按照沈世明所说，他当上首相之后，虽然是按时上下班，但其实都是拿着资料与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旧研究学习个不停。
由于从不见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与了解帝国目前的行政机构，到如今，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体系以及运转程序，并且还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开内阁会议，找其他内阁成员开会，是因为他觉得暂时来说，开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下面的实施，也不会有多少效果。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下面的官员具体执行，都有不同的时间限制规定，或者说有一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下面的实际情况跟困难，而是一门心思先强制执行上司的指令，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本来类似这种事情需要好好的协商解决，问题其实也不算大，可就因为官员负责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时制的催逼，加上中华帝国新政府官员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机分子，又仗着警察的撑腰，只顾着上司命令，从来不管下面死活。所欲遇到这种事情都是直接动手强拆。
可想而知，这种拆屋填坟的举动，必然会引来淳朴民众的反抗，而一旦发生反抗行为。根据帝国政府的规定，那就是根据事情的性质以及影响不同，把反抗评定为冲突或者造反。
简单说，就是反抗规模小。暴力抗法的村民人数少，抵抗小，那惩罚力度就小。反抗规模大，村民抵抗力度大，那惩罚力度就大。
惩罚力度都是以法律的形势分级，最低一级叫官民冲突，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劝说，这个调解期有时间限制，如果调解期间劝说不成功，那就根据情况修改政令或者强制执行，但通常是强制执行，而强制执行的后果，就是把闹事分子抓起来，行政拘留十日到三十日不等。冲突期间，执法者可以使用有限武力，也就是冷兵器，比如警棍、盾牌，但不许使用杀伤性武器，擅自使用杀伤性武器的严惩不贷。
高一级叫动乱，动乱通常是直接调集警察进行抓捕镇压，先把人抓起来再说，这期间通常会使用有限热武，比如可以使用步枪手枪。
再高一级那就叫造反了，一旦被认定造反，当地驻军就可以参与镇压行动，可以使用最高武力，比如大炮，务必把造反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最高级别的，那就是叛乱，这种情况可以调集周边的驻军，甚至可以调集禁卫军进行镇压，手段自然也就没有限制，惩罚力度也是最高，通常叛乱分子是无法得到宽恕的。
毫无疑问，这一套东西跟秦朝的酷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多就是因为多了内务委员的监督，因为有无线电的上传下达，再加上热武器的威力，能避免一些冤假错案，而且镇压力度也更强，普通民众很难在没有主力军队的支持下造反成功。
就目前而言，李永吉身为皇帝，身为全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上到禁卫军这种主力部队，下到各级民兵与警察部队，全部都是铁杆保皇派，所以地方上哪怕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官民冲突，只要有相关的行政命令，那么哪怕同情对方，也要果断的前去镇压，这也让地方官可以更加的横行无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修路问题所造成的镇压行为可以说从来都不曾断绝过，只不过因为造反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都不超过动乱级别。
虽然因为镇压之后，可以起到杀鸡儆猴一样的警示作用，让其他遇到类似事情的村民不敢违抗修路大军，乖乖的听话，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江南地区，但山东苏北一带就不同了。
苏北跟山东这些地方民风彪悍，对修路跟强拆的抵触情绪很大，经常发生争不过就干脆全村去当土匪的事情，所以说强制修路的结果，就是让当地匪患又有了逐渐壮大的趋势。
匪患壮大，当地新政府往往就是提高镇压级别，用更强的力量去镇压，长此以往，当地民众对地方官府的感观也越来越差。
虽然地方上也有信访局，但当地人根本不敢去信访局反映情况，只想长途跋涉的过来告御状，而地方官呢，一般就是想方设法的阻拦告御状，这又加深了官民冲突。
沈世明认为，如果修路是必须执行的，是不可更改的国政，那么为了降低官民冲突的恶劣影响，或者说为了尽量不给皇室与朝廷摸黑。就应该给地方上更多缓冲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方法去调解，尽量不发生冲突。
那么，如何给地方更多缓冲时间呢？很简单，在无法更改前任政策的情况下，就只能上级部门怠政，也就是不下放权力，让地方上更束手束脚。
简单点说，地方上一旦要碰到修路造成的矛盾，如果要提高到动乱级别。要调集警察大部队去镇压，并且使用热兵器动武，通常都会先上报，请求上级部门批准，上级也会直接打到国务院，请求国务院批准动用警力镇压。
那么，如果国务院在这个时候压着地方的动武请求，不下达批准的行政命令，那么当地警察就不敢调集大部队进行镇压。而地方官没办法下，只能继续进行调解劝说。
这个情况就有两种情况发生，要么地方上调节成功，要么调节不成功。而给了大家更充足的时间了解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如果还是不行，再动武也就说得过去了。
不过考虑到地方官的尿性，所以沈世明的办法是下派国务院的中央干部前去调节。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别看他在任上不声不响很低调，但首相是有秘书的，也就是首相幕僚团。像伍廷芳就是幕僚出身。
幕僚是直接听首相命令的，所以遇到这种事情，沈世明都是直接派自己的幕僚，以特使的身份前去了解情况，调节纠纷，或者尝试绕道，或者适当给予更高的补偿，实在不行再动武。
当然，这期间修路的进度是不能减缓的，因为建筑队的修路是不管那些的，是独立运作，而通常面对这种大军一样的建筑部队，地方村民也不敢阻拦，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事后找地方官哭闹。
地方官之所以对受害村民蛮横强硬，也是因为地方上管不到建设兵团，可村民又不依不挠，所以才直接威胁恐吓。
这个时候，如果派一个类似于钦差一样的中央大员过去细心耐心的调解，先以国家民族之类的大义去说修路的重要性，再找点风水师一忽悠，就说你原来的祖坟或者屋子如何不好，重新给你找的地方如何好，完后再提高一点补偿，通常老百姓反而会欢天喜地。
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很好糊弄，除非逼不得已，也一般不会造反。所以你只要先给个大义的帽子压下去，再弄点风水师糊弄一番，最后多给点钱补偿，说不定坏事就变好事，而多给的那点补偿呢，跟动兵需要的资金比起来，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好吧，就算这个事情算你做的对。”李永吉道，“那么学校呢？王韬可是跟我说了好多次，说教育经费是有规定的，是地税扶持教育，但你卡着经费不放，很多学校都没法动工。”
“关于这个，陛下您有所不知，我这样也是出于无奈。”沈世明回答道。
按照沈世明的说法，把土地税补贴教育其实也是个善举，但王韬的做法却有些过于简单粗暴，花钱没用对地方。
王韬的办法，是多建学校，要全民推行强制性的小学义务教育，这也是当初李永吉跟他一起制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嘛，就不多说了，小孩子洗脑容易啥的，太敏感了。
这个政策其实以前推行的很不错，也算相当成功，如今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最拥护帝国的一个地区，跟这个教育政策不无相关。
为啥呢，因为免费入学可以减轻民众相当大的一部分负担，而小孩子在学校学到东西后，回家也会把学到的东西说出去，比如忠君爱国啊，比如国家大事啊，比如先进思想啊等等。小孩子说的这些，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的父母。
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上海的很多地区，周六周日小孩放假回家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家庭辩论会跟学习会的时候，通常父母都会接受孩子的一番爱国主义教育，并回忆往昔，对照现在，然后更加旗帜鲜明的加入到忠君爱国的大军里面，并有事儿没事儿的把忠君爱国挂在嘴边，似乎不如此可就不能显得自己思想更先进，更高人一等。
这种近乎盲目性的忠君风，几乎都是从免费小学教育刮起的。可见小学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沈世明却认为，以前能够推行成功，那是因为特殊情况特殊环境，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华帝国，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因为在李永吉实行这个制度的时候，手底下只有江南地区，也就是江苏全部以及浙江北部几个精华地区。
在这些地方里，读书人很多。识字率是全中国最高的地方，用个俗话说，那就是秀才遍地走，童生不如狗，就说苏州城吧，随便出去溜达一圈，街头摆摊的，十个有八个是认字的，而至少有一半是上过三年学的。
目前小学教育的课本。都是李永吉提供的经过修改的现代课本，这本身没问题，毕竟小学么，主要就是学下汉语拼音。然后对照拼音学繁体字，另外就是基本的算术了。
可是，能学会这些的老师就不多了，虽然小学老师门槛低。只要学会汉语拼音，才会基本的加减乘除就可以，但要在短期内做到这点。或者说要想通过小学教师的资格考试，成为一名光荣的，吃皇粮的小学老师，怎么也要上过三年以上的学才行。
这个条件对江南地区不是问题，但如果范围扩大，比如山东苏北，还有安徽地区的话，那情况就又不同了。
安徽地区，也就是南京以西，安庆以东这些地方，本来也算读书人扎堆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这么一搞，读书人数目大减，大多跑到湖南湖北还是有江苏浙江去了，重新占领这些地方之后，再想找更多读书人当小学老师，那真是谈何容易。
山东苏北就更不用说，那更是穷的叮当响，很多地方整村都是文盲，一个读书人都没有，孩子都是早早的干农活，强制上小学就更不用提了。
苏州上海倒是有不少小学老师的短期培训班，并且也储备了不少小学老师，但他们培训合格之后，连江南地区都不够用，就更不用说派去安徽苏北跟山东这些穷地方了，他们也不乐意去。
更何况，李永吉还打算推行简体字，或者说吉体字，名义上就说是皇帝为了推广文字，亲自找人创造的训民简字。
虽然简体字计划只是个预案，并没有真正全面实施，但看李永吉的意思，简体字也是早晚，那这样又会增加小学老师学习与培训时间。
总而言之，沈世明算过一笔账，中华帝国现在要是实行强制性的义务小学教育制度，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这个东西有钱有人就行，但合格的老师就严重不足了。
所以说，现在最关键的不是多建小学校舍，而是多搞一些小学培训班，提高一下小学老师的待遇，让更多的读书人投入到小学老师这个光荣的大家庭中，先缓一缓，等过个一两年，合格的老师增多了，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实行全面教育比较好。
也就是说，沈世明觉得现在还不是全国都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的时候，而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实行区别教学。
比如江南地区这个比较成熟的地方，就可以现在大城市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并加大小学教师资格的培训，但像安徽、苏北、山东这些地方，就先暂时缓一缓，不实行强制性义务教学，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更多的资金，先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让教育的推广更顺畅，不会出现拔苗助长的情况。
至于教育资金如何挪用，这个可以再议，总之只要挪用的时候加点利息，让教育资金可以不断增长，那就没问题。
再说了，就算不挪用，把建设小学校园的资金弄成成人培训班，效果可能更显著，毕竟成年人的智商毕竟比小孩子要高。
实践证明，一个十八岁到二十三岁之间的文盲成年人，跟一个八岁到十三岁之间的文盲小孩子，在一起进行扫盲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成年人学习的更快。
当然，这个学习更快，是指最初级的学习，如果讲到延续性跟发展前途，由于二十三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呈现智力下降的趋势，肯定不如十五岁的孩子发展前途更高。
但是呢。那个所谓发展前途更高，也不是绝对，毕竟成年人也会继续学习，而如果只是达到小学老师的程度，那么成年人学习的性价比就更高一点。
毕竟成年人学习小学内容，不需要学校提供额外的营养餐，只需要给钱就行，名义也可以给个好听一点的称号，比如说明这是吃皇粮，跟当初的秀才禀生一个待遇。
要是这样的话。小学老师的职位，对成年人的吸引力会更大，而成年人因为更懂事，学习热情往往会更高，不像小孩子，往往不知道生活的艰辛，会更加贪玩，更不容易用心学习。
可以这么说，同样是物质奖励。对成年人的作用要绝对大于小孩子，因此投入成年人，要比投入到小孩子身上更合算。
还别说，听了沈世明的这一番话。李永吉也是受教良多，原本他只从经济上跟物资上考虑，却没想到政策具体实施的时候还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就像沈世明说的，他发现的还是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他还不明显的问题就更多了，而那些不明显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隐患。隐患多了，一旦有合适的契机，一起爆发的话，那对国家造成的影响跟损害，那也是相当巨大。
“所以，归根到底这是个法治跟人治的问题。”沈世明总结道，“陛下崇尚法治，这一点微臣也赞同，毕竟如今我中华帝国外患大于内忧，法治更容易集中力量应对强敌，但法理不外乎人情，陛下的朝廷太过**，忽略了人治的力量，总这么下去可不行啊。”
紧接着，他又开始说起了法治人治的不同。
按照他的说法，法治就是李永吉现在搞的那样，一切都有法可依，一切都遵法实行，但这些法度又多又繁琐，连普通官员都无法全部知晓，更何况是普通老百姓了。
这样一来，本来是善法，到了下面也会成了恶法，还会给很多懂法的恶棍无赖借机违法乱纪，用法律的名义欺压老百姓，但最后这些恶棍无赖赚了好处，坏名声却给了朝廷，这是智者所不取的。
所以儒家人治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人治没有一个绝对的法，而是根据人情世故以及天理伦常，或者说普世价值观去衡量一切，虽然个人主观的随性更大，但相对而言也更适合文盲居多的中国人。
现在，沈世明搞怠政，其实就是俗称的无为而治，就是尽量减少上层的干预，而中央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命令，下面的地方官也就没有让警察动武的授权，没有了警察的绝对保障，他们对地方政务就会更谨慎，如此一来，就可以让下面自发运行，更好的与民休息。
换言之，这是沈世明在无法更改现有体制情况下的一种妥协，也就是在法治政府的大环境里，认为的从上层减少行政干预，而中华帝国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了上头国务院的命令，很多工作就没法顺利开展，这看起来是怠政，但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与民休息的善举。
“陛下，这老百姓啊，你不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你要是多管的话，反而会出事。朝廷只需要在财政充裕，兵力充沛的情况下，轻徭薄赋就行了，这样就可以成就一个盛世，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政府的职能也会越来越多。”李永吉道，“比如修路，你现在还只是简单的冲突，以后我要是全修铁路，铁路上跑火车之后，愚民要说火车是恶魔，破坏了风水，要捣毁火车怎么办？或者我以后要推广工业化，很多手工业者因此破产，要捣毁机器要如何？
总之，人治看起来很美，但不可行，一个现代国家总是要**制的，起码要有法可依。
当然，在法律框架下，根据情况适当有所变化，有所左右是可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法院从政府层面独立出来，而且法院审案子还必须要有陪审团的原因。”
李永吉说的这些，沈世明显然没明白，不过他却知道不能跟皇帝顶牛，所以只是连忙道歉：“是，陛下，微臣愚钝，看不到圣上的深谋远虑，回去一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学习陛下赏赐的著作，仔细仔细再仔细的领会陛下的精神。”
“好了，事情就先这样吧，毕竟你说的其实也有道理，法治社会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成的，现成的法律必须有，但就目前的情况下，适当的搞一搞人治，不用什么都较真其实也不错。”李永吉道：“我们制定策略的时候必然难以全面周全，下面具体实行的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不过出问题不怕，怕的是出了问题就全面否定，全面推倒，那才是开历史倒车。所以说，你的做法让我很满意，在法治的框架里，再实行一定的人治，这个点子相当好嘛。”
“谢陛下赞誉。”沈世明道，“不过陛下，正如微臣所说，为了法治之外多一些人情，减少地方跟民间的冲突，臣觉得应该加大首相的幕僚团，然后以国务院特派中央委员的身份巡视地方，去协调地方政府与民间的冲突，您觉得怎么样？”
“这件事啊，好倒是好，不过国务院幕僚就不用了，毕竟幕僚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李永吉道，“这样吧，各地都有下派的内务委员，可以把这个协调的工作交给内务委员去做。
至于你么，嗯，国务院的确管不到内务府的人，但我可以给你加一个内务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让你可以直接领导下面的内务委员，也算加大了你的权柄，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谢陛下成全！”沈世明大喜。
“很好，没想到你倒是让我十分惊喜，居然搞了一个法治为皮，人治为里这一套，让我们的官府能够更加的灵活。看来让你做首相还真是个明治的决定。”李永吉笑着道，“正如我跟你说的，做人是要谦虚谨慎低调一点，但做事也不能太多顾虑，该高调也要高调，什么事情都可以尝试一下，错了再改就是了，就比如你那个变相人治，我看可以继续下去。”
“多谢陛下的体谅，微臣必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也必为陛下赴汤蹈火，将前路铺成坦途！”
“好好好，这才是个首相的气概！总之呢，王韬他们的事情我就先给你压下来，你放手施为就好，出了事我担着，我看好你，不要让我失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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