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掌权并不是坏事，江南许多诗书人家本就是‘商而优则仕’，当年隋唐开科举，让寒门有了晋升公卿官宦的通道，现在还多了个吏考，根基浅薄的商人想做公务员并不难。而且因为最大的商人是朝廷产业，不但对内掌握了国库盈亏，修典保护民商，对外更是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去控制属国、争夺国际市场，几无敌手。
从大虞目前的人口数量来看，虽然已有了突破性的增长，但远未达到需要殖民海外才能缓解生存压力的地步，所以肯定不会有西方诸国那种强烈的扩张**。因此，顾辞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以自身的权势地位去做一个官方商人，并将皇室、重臣和朝廷尽量绑到这辆马车上。更重要的是，她身边的帝国精英们，不但对此乐见其成，更有不遗余力支持她大步往前走的一群智囊团。这只能说明大虞的高层人士已经有不少人看出商业发展的趋势，并且这片土地上也足以产生新商业模式所需的充足人力、物力和知识储备，她不过是恰逢其会，身份合适，提出的想法足够成熟，少走许多弯路，缩短了这个过程。
商业体系逐渐完备，商人地位随之提高，也是水到渠成。有了资本的人就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不然干嘛暴发户买油画装品位，或是花钱当个什么协什么官。科举为何出现，自然是因为皇权需要别的力量来对抗掌握大部分资源的氏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敢于实践的人代代皆有。
但对于一个以土立国的大陆农业国来说，在凭借土地资源而形成的原有利益集团之外，现在又出现了掌握大量资本的商业利益集团，情况会更加复杂。所有通过海军控制的飞地，日后肯定如三佛齐一样，以经济控制大于军事控制的模式，成为大虞的属国，即便是安南、骠国这样已并入国土，采用城县制的地区，如果不是因为布政使的外戚身份，恐怕朝廷还是抱着‘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对待这些新子民。
中华传统就是官绅掌握土地，因隐田、免税等措施，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土地的产出要求稳定和封闭，人员或商品的流动很容易影响粮产的数量和价值。虽然大虞对此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遏制土地兼并的速度和趋势，但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各种原始积累，会破坏这种依土地而建立的单纯关系，甚至让土地本身和土地上的人一样，变成可买卖可流通的一个环节。不同立足原则会导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倘若资本集团对外扩张停顿或失败，又会反过来加剧国内的土地兼并，这缘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因对土地有强烈需求，而形成的安全感，就跟股市崩盘，资金涌入楼市，或‘有钱存银行，不如去买房’一样。届时定会暴露出更多潜在问题和矛盾，必然让许多保守人士惊呼‘动摇国本’，重提‘重商灭礼’的论调。
背书时都知道‘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但身为当事人，顾辞不晓得什么程度才是‘变’的节点，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是前进还是倒退，即使目前没遇上，她的儿子或孙子也会遇到。所以她想的是通过东瀛战国时代的分封体制来说明，地是有限的，只能在技术和商业上下功夫，提高产量和资金量，可不能有禁商锁国的愚蠢想法。
社会变迁从来都是金字塔换塔尖，最底层的人只能在这个塔尖更替过程中顺势而为，才能实现阶级上的飞跃，除此之外，教育不会改变这一点，法治也不会，技术更不会。那身为塔尖里的人，顾辞不希望成为被替换掉的那个，幸亏她的夫君是个锐意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选的时机、措施和执行人都很给力。报纸成了最初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去给自给自足的官绅百姓们普及何为‘国’、何为‘民’，何为‘商’，当小农经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有了统一的认知，再去选择、、评判、消化、吸收，远比被打破重构，更安全稳妥。当然，对于热爱土地的国人来说，直接告诉他们，海外有许多无主之地，用不着为眼下这点争得死去活来，或许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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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东瀛，他们为什么热衷于下克上，因为幕府的分封是为了封锁阶级，确定‘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农民—匠人—商人’的划分，辅以神道教和佛教的约束，一个认为天皇是神的后代，确定人神之分，一个用‘轮回说’劝各阶级各守其道。但平家打破了这个传统，商人可以成为家臣，农民拿起刀可以成为武士，武士可以振臂一呼，推翻大名上位，做将军又有何难？
任何文化和政体都是在经济基础上构建而成，多山少地的狭小岛国，只有三块较大的平原——近畿、关东和浓尾。不论是看起来不食人间烟火的天皇，讲究血统尊贵的贵族，还是闲时耕田战时保地的草根武士阶层，他们的经济来源只有土地。位于狭长国土中间位置的政权很难有足够的控制力全面掌握国土，近畿地区也养不活一支专属于天皇的军队，去讨伐东西两边不安分的地主，所以，发展神道教维护皇权的威信，采用分封制去控制近畿之外的田地，是唯一选择。
分封带来了庄园制经济，在没有足够技术发展铜、银、金等货币时，米布就是这个岛国的货币。当定朝钱币流入东瀛成为通货时，给完全依赖土地产出为生的御家人带来了灭顶之灾，本来十斗粮食足以换取一匹表现武士身份的马，现在铜币先过一道手，十斗米换来的钱在某些时候只能买个马屁股。再加上诸子均分的‘分割相续’，造成类似‘推恩令’的结果，每个人能得到的土地越来越少。没地就没钱，没钱只能借，借了高利贷还不起，只能卖地，地都没了，自然更没钱——这是土地兼并永远不变的恶性循环。
有武力值的人自身hp不足，当然要从别处抢血瓶和绷带。上杉家的横空出世，不是因为他们比源平两家拥有更多资源，而是顺应时代，在制度上小小变革了一下——嫡长子继承家业，其他儿子出去抢新地盘。有了新的土地分配方式，意味着攻占下来的土地会重新分封，相比较于单纯依靠近畿和关东平原旧势力晋身的源平两家，上杉家显然更得人心，所以才能暗中收买，或说劝降平氏阵营各势力，在平氏即将享受胜利果实、精神松懈之际，成功地一击必杀，取而代之。
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能实现聚拢家族资源不再细分，但基于分散的土地而形成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获得幕府分封的守护和守护代，自然也凝聚自己家族之力，成为大名。每个大名想必都很支持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儿子和兄弟们去开疆扩土，开始新一轮的对外战争和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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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虞来说，东瀛这种距离较远、来往时间长的小地方，比之三佛齐的航道要冲地位低许多，仅比琉球这等体量的小串岛重要一点，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把它作为一个获取金银的商业属国足矣，使臣可以让商人们兼任，只要控制了对马岛，连上岸驻军都不必。
他们内战打得越久越激烈，越要依靠大虞的海贸，给大虞输入金银，所以枢密院在皇帝和太子的建言下，很快制定了‘扶三港，占隐崎，控出云’的战略——重点扶持信田，能拿下甲斐金矿最好，维持岛津实和长宗部的现状，打击隐岐走私的海盗，将其收编，重点保护出云的银矿，在出云选择一位大名合作。当然如果虎义头脑足够好，能搞定加贺一向宗，在能登开港，也是个不错的合作对象。
至于僧兵的存在让寺院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大名，这点让枢密院比较踌躇。越是乱世则越需要‘正统’思想来禁锢等级关系，这是新上位者防止下克上的工具。但东瀛的佛宗往往依赖于庄田的产出和信众的供奉，对贸易并无需求，甚至反对开国互贸，因为信众一旦离开本地，就会给别家寺院献财了！这样的阻力，大虞选择合作伙伴时多了一个条件——敢于灭佛再立。
还有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收获就是东瀛佣兵。许多武士因战乱失去家主，不愿‘折节投敌’而变成浪人。在大虞没来之前，他们大多成为海盗，在对马岛、伊岐岛、隐岐岛游荡走私。大虞来了之后，他们非常愿意受雇为‘上国之兵’，武艺不错又听话，善水战，不畏死，刚好可以收编补充到安东军中，接受系统训练和语言学习，日后随着安东军出洋征战，成为雇佣军主力，与汉人无异。待他们回归本土，也将成为治理东瀛的最好人选。
这样四面开花的结果，除了会让东瀛不易平定，也能让大虞仔细选择一个盟友进行合作，等此人真的成了‘天下人’，产生一个稳定的政权之后，只要在其试图自立，或别的国家前来染指时，从高丽和琉球两地加以施压，完全能让这根墙头草安分地为大虞守好海上第一道门户。
唔，这就是我们的东海第一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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