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陈与义,王宵猎步出官厅,在院子里慢慢踱步。
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谢了,桃、李、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石榴花开得正艳,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里的荷花开了,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迎风轻轻摇曳。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面一动也不动。
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静静沉思。
从《诗经》到汉乐府,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文学体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为语言的演变,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等等,上层不重视下层,才是让人忧心的。
就像一个家庭,父亲在外打拼,承担各种压力,为了生活拼博。回到家里以后,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这个时候,母亲护住孩子,但是一句许也不说,是不行的。这相当于鼓励父亲,让基变本加厉。母亲保护孩子,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
民间诗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这个声音,有时候是斥责,有时候是赞美。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
中国的传统,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把人民比喻为孩子,把国比喻成家。一个家,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民歌、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
汉语里,国经常被称为国家。把国看作一个家,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也要规范掌权者。
关于国和家的认识,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而是会影响到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
人类文明,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如何认识自身,从而正确对待、管理、应用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这种思想是不对的。应该说,在那个时候,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
从文明的进步来讲,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
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应该区别对待。
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自然的思考,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面来讲,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那么西方哲学,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评论也荒唐可笑。
如果西方哲学有一个另类,那就应该是大胡子了。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
所以说研究哲学,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要走过时光的尽头,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都应该问一问,砝码有多重。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是砝码错了,还是标的错了。
西方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不对的,中国未必会有资本主义。说宋朝是中国的极盛之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这种极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或军事。
说西方的哲学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在他们眼里,康德、黑格尔和萨特,他们的思想多么伟大,提出的观点多么鲜明。甚至有的人开口康德,闭口黑格尔,装出来一副很高深的样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尔。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陆九渊的时候,他们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陆九渊一样。正是因为不懂,可以把这些人的书读熟了,装作很懂的样子。
宋朝之后,佛学在中国,在思想层面上登堂入室。说明了中国文明在那个时候碰到了困境,读书人不得不寻求旁门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说明的不是中国文明的进步,是说明中国思想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不得不到别人家的思想里暂时逃避,期望找到启发。
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心学和佛教的禅学。甚至有学者自认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说到得意处喜欢说一句,我到某某禅师面前,可以问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禅师怎么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问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诉你没悟。
佛是另一种文明。你研究中国哲学,去问和尚甚至问佛,你怎么可能悟呢?
研究心学的,都逃不过一个事实。心学在中国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后又传回中国,才被一些人捡起来。不是说心学有什么问题,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学说适合日本,不适合中国。强说什么心学智慧,有伟大意义,都只能拿明治维新来举例子。特别推崇心学的校长,只能跑到小岛上去。
人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统计学规律的,也就决定了,越是正确,理解赞同的人越少。人的思想、认识都是一条分布曲线,越是靠近中心,与你理解的人越少。这不能改变,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王宵猎不需要理会这些,因为他在宋代,没有人跟他犟哲学发展的问题。在经过多年之后,确认了自己的思想正确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就行了。
西方文明需不需要学习?当然需要学习,而且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不是因为中国被打败了,被欺负了,而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说西方古典哲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这就跟说宋朝比辽、金发达,为什么却打不过辽金一个道理。不相关的事情,何必强行比较?
学习的前提,是知道学的是什么。就像在美国教哲学史,先讲亚里士多德、拍拉图、苏格拉底是正确的,但在中国教哲学史,先讲这三个人,就绝对不正确。因为这个顺序说明了,老师自己也不懂这三个人。
世界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简单化了就会犯错。所谓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
王宵猎在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做?学着历史,西方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吗?当然是不行的。西方的文明进程只到这个阶段,生产力进步而已。生产力也只是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不了文明。不同文明下即使是相同的生产关系,也必然会有不同的面貌。根据西方理论施政就更是天方夜谈,他们还没有能力整理出清晰的理论。
这是一条没有人开辟的道路,王宵猎需要自己去趟出来。
仅仅做一个能臣,做一个帝王,甚至做一个明君,需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哪怕就是抄历史,纵然抄错了,生产力的进步也可以打败所有的人。做一个成功的人,既花开酒地,美女在怀,又被天下人歌颂,并不难。
但是,如果只是做一个成功的人,需要我来做什么?放眼这天地,大部分人都可以。我既然来了,当然不一样。
别人能做到的,让别人去做就好了。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不一样。就是要做到,除了我之外,换一个人绝对不行。一个人要有价值,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的价值。
(https://www.duoduoxs.cc/biquge/61_61929/c783286203.html)
1秒记住笔趣阁网:www.duoduoxs.cc。手机版阅读网址:wap.duoduox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