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很令人郁闷的事实。
虽然国内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在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华夏在大部分商业领域都没有定价权——哪怕是网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稀土矿和手机、应用软件。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把原因归结在说我们是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但是铁矿石为什么价格就这样高呢?
很多人又会说我们不掌握资源——但是华夏的优势资源稀土一样是没有定价权，一样贱卖。
还有人说我们自己没有制造核心技术——但是现在很多华夏的轻工业产品，比如玩具等，质量和技术已经不逊于西方，但没有定价权，还是西方赚大钱。
最后，很多人把定价权的问题归结到华夏的产业规模小和恶性竞争上面——这个结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但只要你肯稍微思考一下，就明白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像不可能仅仅因为农民的惜售就推高农产品的价格，根本原因压根底就不在这些地方。
在杨铸看来，不谈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仅仅自从商业角度来看的话，华夏定价权博弈的失利主要在于双方的流动性不均衡、不对等。
………………
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流动性对于定价权的影响。
众所周知，很多商品的通胀并不是真实的紧缺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流动性的局部过剩，局部的预期造成投机泛滥引发大量的投机性和避险性的需求。
这一点对于具有刚需性质的粮食是特别明显的，农民的惜售和市民的超量储备立即就可以把丰收年变成紧缺年，对于经济个体，没有比农民更小、更分散的了，但仅仅是农民的惜售就可以让农产品的价格暴涨，那么华夏众多掌握稀土等稀缺资源的企业为什么就不能让价格涨上去呢?
原因就是流动性不均衡！
而农产品的价格被压低造成工农剪刀差的根本原因也是农民没有钱、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农民必须出售粮食换取其他工业品；
局部性的流动性紧缺也是危害极大的、例如我们的稀土资源本来是世界上的循缺资源，而且华夏有绝对的能力控制资源数量，但是由于华夏相关企业的资金紧缺，只能是低价出售变现而不能长期存储；
这就让我们本来紧缺的资源变得很廉价，珍贵的稀土卖了一个土价钱，而西方本来数量众多的铁矿石却可以通过其资金优势和富裕的流动性控制销售数量、操纵价格，让华夏购买铁矿石的支出连年上涨。
这个问题如果按照西方世界的定价机制来看，关键就在于物流和资金流的渠道——只要你的流动性不均衡，需要通过它的渠道，无论是物流还是资金流，就要被他所渔利。
所以在不均衡的流动性变化中寻找平衡的时候，渠道是关键——就如股市中占据渠道资源的股票在危机中都被市场看好一样。
而我们不妨再想一下，所谓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大多是非必需品，刚需较小，而如果是成规模的企业由于流动性不足要抛售的话，谁能够接盘？——届时价格损失肯定是更大的，此时要是流动性不足的话对于高附加值和集中度高的产业，在定价权上的危害和损失是更大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资不仅仅控制了海外资源和商品渠道，让华夏产品、华夏资源只能廉价出售并让华夏只能高价购买海外资源，更是逐步将手伸向国内关键物资的渠道，因此在华夏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渠道不畅通或者渠道被外资所控制的时候流动性不均衡给外资热钱渔利的机会就特别多。
为了控制各种泡沫，央行向社会收紧流动性，虽然能够给各种投机炒作以资金的压力，但是给很多正常生产的企业带来的压力也很巨大。
投机资金炒作价格的利率承受能力一般是要大于实体生产的，在利率的诱惑下，资金的逐利流动导致投机的资金照样充足而实业的资金就发生紧缺了，结果就使大量的华夏企业受到压力，为了快速回笼资金不得不忍受渠道的盘剥、廉价出售和压低库存，导致华夏商品和华夏资源的挥泪大甩卖，而库存低则没有对于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只能现货买卖，不得不接受渠道的高价勒索。
因此，华夏希望自己的产品和特有的稀缺资源能够卖出好价钱的前提，就是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性！
而如果华夏企业的流动性紧缺，后果就是一定要被有充足资金能力的发达国家所盘剥。
举个例子：
两个世纪前，华夏茶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博弈也是由于华夏白银紧缺，利率高企，一般不会少于年息40%~50%，也就是四分利或五分利——就如华夏典当常说的“九出十三进”，即你当十扣一成的手续费还的时候要换十三，也就是利率达到44.4%。
而荷兰得到了美洲的白银，这些白银是美洲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而不是货币，这导致双方流动性和利率的极大不对等，因此华夏商人只能贱卖，导致华夏商人退出了全部茶叶海上交易。
如果我们看一下漂亮国人写的《利率史》就可以发现，西方崛起时的利率一般都低于10%，大部分时间是低于5%的，这与华夏的百分之几十甚至超过百分之百的利率相比，二者如何能够竞争?
但凡学过历史和哲学的，都非常清楚一件事——在多数情况下，所谓历史，无非就是一遍又一遍地轮回着以往发生的故事而已。
而很显然，改革开放以后，华夏的企业同样存在着一个轮回——在高额利率和紧张的资金面前，华夏企业没有与外国博弈的筹码。
偏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华夏生产型企业的资金是非常紧张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银行基本上不会给企业做无抵押的流通贷款，企业要抵押也要是房产等不动产，企业的存货库存在银行的眼里不算不良资产而仅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减分就已经很好了，基本上是没有贷款的可能的.
这种情况这不但导致企业产生投资买房的畸形动机，挤压企业的生产资本，而且维高了房市的价格，就算有房子抵押能够取得流动资金货款，利率也高于西方很多，而且这样的贷款都是短期贷款，展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华夏与海外定权博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需要大流动资金和货物围积做长期博弃的。
然而一直以来，华夏的企业面临着另一层窘境——虽然我们官方的利率比西方的高很多，但企业还是贷不到，更多的企业的流动资金只能是靠民间那种利息高昂的借贷；
由此形成一个恶心循环——很多企业由于资金紧张，不得不去向民间融资，而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昂，大部分的企业变成了月光族，很大一部分的收益都会拿去支付利息，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去借，然后接着还，如此周而复始。
后世网络上经常有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在随时都面临着巨大资金压力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企业真的能沉下心来搞研发、主动搞产业升级？
一句话总述：中外在做定价权博奔的时候根本是不对等的。
流动性紧张导致生产企业被盘剥让出定价权，而我们不断地收紧和放松金融货币的流动性，这样的松紧震荡会给流通和渠道企业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和不稳定性，这个压力对于做流通的企业的库存和现金难以平衡，最终会导致华夏的流通渠道企业在与外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将定价权完全拱手让人。
就如某位大佬曾经说过的那样——“华夏的企业都是孤立的，而外国企业早已经与金融资本紧密捆绑形成金融寡头，这样的博弈在定价权之争中是很难取胜的”。
……………………
而很不巧，作为一个重生者，杨铸在过往5年内，一直致力于平台的搭建和产业链价值流通渠道的疏通。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行为的核心逻辑跟古早以前的国企很类似——如果可能，但凡我所涉及到的业务，我一定要形成产业闭环，产业上的每一个价值环节，我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绝对/相对控制力！
如果说杨铸一直只专注于农产品领域，只做销售平台，其实那还好，在华夏这种超级人口大国，在农产品这种超级赛道，就算他再牛叉，也顶多只能算作是小领主罢了。
但很不巧的是，由于在国内率先采用了ABS模式，有着铸投商贸+铸投国贸双重背书的大华投资，在联手宇宙行打通了数百家各级商业银行后，在不考虑净头寸和收益回拢周期的前提下，在一定时间内手里面可以调动的资金完全是一个恐怖级别的存在——虽然说远远无法跟黑石基金（Black rock）这种资产管理规模超过3.5万亿美元的超级巨无霸相比，但在此时的华夏，却绝对是可以被视作另一个宇宙行。
如此一来，只要杨铸强压着，大华投资就能通过“投资参股”的形式，以一个非常合理的综合利率，向无数国内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从而避免部分企业被迫走向恶性循环。
但仅仅只是如此的话，其实杨铸也算不上特别有价值——毕竟现在的华夏已经有了四大集团（招商局、华润集团、中信集团、保利集团），这四大央企每一个的身家都堪称恐怖，也同样承担着企业投资的责任，只要国家觉得有需要，照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各个有潜力的企业输血。
之所以这么重视杨铸，其实还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
定价权的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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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后面还有一章，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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