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５4年，与法兰西的战争又有端倪了，在商务部议员的命令下，各殖民地的委员代表们还有当地的６个土族的酋长们将在奥尔巴尼齐集，并在那里召开一个大会，讨论协商我们的国家安全防御问题。汉密尔顿州长在接到这个命令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州议会提供适当礼品，准备在开会的时候送给印地安人。州长提议由我和议长（诺里斯先生）还有托马斯·潘先生以及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宾西法尼亚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州议会通过了这个名单且提供了礼品，然而，他们却不赞成在宾西法尼亚以外的州开会进行谈判。我们和其他的代表团大概在６月的中旬在奥尔巴尼会集。
在赴会途中，我起草了一个将各个殖民地联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方案，这样的话为我们共同的防御和其他共同的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台。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方案拿给了詹姆士·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看，这两位绅士对公众事情有相当的造诣，得到他们的嘉许，我就更大胆地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这一方案。碰巧，有几位代表也提出了这样类似的计划。一个先决问题首先被提到了大会上那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成立一个联邦，这个问题被全体一致肯定通过。考虑了几种关于组建联邦的方案和报告后，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由每个殖民地派出一名。据报道，我的方案碰巧成为委员会的首选，只是经过了一些修改完善。
按照这个方案，联邦政府将由一个总统来管辖治理，这个总统由英王来任命，由各殖民地的代表选举成立一个参议会，代表他们各自的集团。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天天进行，与此同时的还有印地安的事物。许多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都提了出来，但最终都被说服了，这个方案最后被全体一致无异议地通过，复本被寄送给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个方案的命运非常奇特：州议会没有采纳它，因为他们认为它太专权了，而在英国却认为它太民主了也没被采纳。
商务部没有赞成它，也没有报请英王陛下通过；有人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个方案，由各州的州长和部分参议会的议员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英国国库先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都可以在我后来刊印的政治论文集中看到。
接下来的那个冬天我到了波士顿，因此我就有很多机会和薛力州长讨论这两个方案。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上述那些论文中找到。这些不同的和反对的不喜欢我这个方案的理由，使得我怀疑我的方案是否真的半生不熟；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它会给大西洋两岸都会带来幸福假如它被采纳的话。这些殖民地如果联合在一起的话，力量会加强，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在话下，这样一来就用不着从英国派遣军队了；也用不着向美洲人课税了，由课税引起的流血战争时时发生，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像这样的错误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历史上君王和国家的这样的谬误俯拾皆是。
这年在我去波士顿的旅途中，我在纽约遇见了我们新州长莫里斯先生，他刚从英国来，曾经我跟他很熟悉。他奉命来接替汉密尔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因为受了上司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要与州议会发生争执而辞职了。莫里斯先生问我，依照我的观点他是否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处境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小心不和州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处境会一帆风顺的，完全称心如意”。他高兴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样能劝我避免争论啊？你知道，我最爱与人争论了，这是我人生一大乐事啊！然而，为了尊重你的忠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与议会的争辩”。他爱好争辩是有些理由的，他巧舌如簧，思维敏捷，是个精明的辩论家，在争辩中往往处于上风。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常常在饭后使他的孩子们相互争辩作为消遣，但我认为这样的方法是不明智的，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辩、抗辩和反驳的人在工作上一般总是倒霉的。尽管有时候他们会获得胜利，但那只是暂时的，人们总憎恨他们，获得人们的好感远比一时的争强好胜对他们有益处的多。我们分手后，他到费城去了，我上了波士顿。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决议案，从这些决议案来看，好像尽管他向我做过保证，但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期间，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唇枪舌剑，不断地斗争着。我也加了进来，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斥他的演讲和咨文，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尖刻的，有时竟是像泼妇骂街！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当我们见面时，也难免会辩驳一番。但是他却是一个敦厚的人，公私分明，所以我们两人间并没有因为这些公事上的争执而影响了个人的恩怨，我们还常在一起吃饭呢！
我讲得太快了，抢到我的故事前面去了，在莫里斯州长的任期内还必须提这几件事。
与法战争在某种方式上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准备拿下王冠岬，并派了昆西先生到宾西法尼亚和波纳尔先生即后来的波纳尔州长，到纽约寻求援助。那时我正在议会，知道里面的情况；我还是昆西的老乡，所以，他就恳求我利用我的地位来帮帮他。我向他口授了一些对议会那些人演讲的内容，这篇演讲的反响良好。州议会投票决定援助一万英镑，用来购买粮秣辎重。但是州长拒绝通过该项议案（该议案还包括给国王的各项费用），除非再加进一条，免除私人领主支付任何因此而要交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极力想使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有效，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实现它。昆西先生努力使州长先生能够批准该项议案，但是州长就是不准，他很顽固的！
那时我提出了个建议，不需要州长的同意就可以办到，就是向贷款办订购信用券，按照法律，州议会有权这样做，但是那个时候，贷款办实际上也没有多少钱，因此我就提议这些信用券在一年之内就该兑现，并且承担５厘的利息。我认为可以利用这些信用券顺利地解决粮秣辎重问题。州议会没有丝毫犹豫就采纳了我的主张。信用券被立即印发了出来，我是指定签署和发行这些信用券的委员之一。当时全州的货币贷款的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都用来偿付这些信用券，大家知道这样的回收是绰绰有余的，因此立即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这些信用券不仅用来买粮草，而且有些有钱人把手边的闲钱投在它身上，拿来做投资，而且这种投资没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信用券没转让出去时，它们有利息，而在任何时候它们可以当作现金来使用，所以它们在发行的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被抢购一空了。这样，这件重要的事在我的方法下终于完成了。在一篇措辞文雅的备忘录中我的朋友昆西先生对州议会表示了深深的谢意，并且对他这次外交的成功感到相当满意，可以说是载誉而归，此后，我俩之间的友谊是那么的热诚和深厚。
英国政府不允许各殖民地按照奥尔巴尼的建议建立一个联合政权，也不愿这个联邦建立起它们自己的防御军事，因为害怕殖民地的力量过于强大而影响或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这时，英国政府对各殖民地已经充满了怀疑和猜忌，因此它派遣了布莱德多克将军和两个联队的英国正规军队越过海峡来美洲作为边防军维护英国政府的既得利益。他在维吉尼亚的亚历山大海港那里登陆，然后又向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进军，不久又在那里驻扎了下来。我们的州议会从各个方面打探来的消息中得知，这位将军对我们的议会颇有强烈的偏见，认为州议会会反对他的军队，所以议会要我以邮政总长的身份而不是以议会的名义去拜访他，在与他商谈问题的情况下用最为迅捷的速度和最稳妥安全的方式给他和州长们传递信件，他必然要不断地和州长们保持联络。各州州长建议邮递费用由他们负担，这次随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儿子。
我们在弗雷德里克镇找到了这位将军，他正很不耐烦地等待那些他派到马里兰和维吉尼亚四处寻找马车的助手们。我和他相处了好几天，每天和他一块进餐，因此我有充足的机会向他提供关于议会的信息来解除他对我们的偏见，我对他说，为了帮助他开展工作，议会在他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做了准备工作，并且一直愿意这样做下去。当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收集马车的统计数字送来了，从这些数字来看，马车的数量好像不多，只有2５辆，而且当中还有些是破旧不堪的。将军和他的随从官员们看到这样的马车都非常吃惊，认为这次真是出师不利，因为它无法进行下去了，他们开始诅咒英国政府愚昧无知，叫他们在缺乏运输工具的地带登陆简直瞎了眼！因为他们至少需要1５0辆马车来运输粮秣行李等东西。
碰巧我说了句，真遗憾他们没在宾西法尼亚登陆，因为在那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辆马车。这位将军马上急切地抓住我这句话，说到：“那这样吧，先生，你是那里有地位的人能够帮得上我们的忙的，你能够替我们弄到这些车辆的，我恳请您来承办这件事”。我问他愿意给马车的车主什么样的酬劳；然后他就要求我把我认为必需的酬劳写到纸上去。我照做了，他们就同意这样的报酬，之后委托书和指令就立即准备好了。我一到兰开斯特就把那些酬劳写在广告里登了出去，这个广告产生了一个巨大而又突然的效果，两星期之内1５0辆马车和2５9匹驭马就向军营出发了。广告上本来讲好如果有车马损失，就照价赔偿。但是车主说，他们不认识那将军，或者也不知道他的诺言是否可靠，所以他们坚持要我亲自担保，于是，我就担保下来了。
一天晚上，我在军营里同丹巴上校联队的军官们共进晚餐，他告诉我他很是担心他的部下，因为这些军官们的收入一般都不多，而英国的消费水平又非常高，什么都贵。这次到这样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远征，他们连必需的日用品都无力购买。我对他们的处境表示相当的同情，决定设法替他们想些办法来改善这些情况。但是我没有立即告诉他我的意图，第二天上午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有权支配一些公款的委员会，诚恳地希望他们考虑这些军官的处境，提议赠送给他们一些食物饮料和日用必需品。我儿子曾经在军营里呆过，对军营的生活和需要有一些经验和体会，他替我开了张单子，我就把它附在信里一同寄了出去。委员会同意了我的请求，这件事办理得相当迅速，当宾西法尼亚的车马队达到军营时，这些日用品也由我儿子押运着送到了。20个大包，包装得很牢固，很好，放在20匹马上，每一个包跟一匹马一同送给一个军官。军官们收到这些礼物时，莫名的感动，两个联队的上校都写信给我，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将军看我替他租到了车辆等物也感到十分满意，马上就偿还了我的垫款，再三地向我道谢，并且要求我继续协助他，替他负责粮草辎重等。这事我也答应了，并且忙忙碌碌地采办着军粮直到我们听到他失败的消息为止，我个人替他的军队垫了1000多英镑，我寄了一张帐单给他。幸亏在会战的前几天他收到了这张帐单，所以他立即寄回了一张汇款单，命令军需官付给我1000镑的整数，余下的并入下次账目。这次能够收回账目简直是个奇迹，因为至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回所欠的余款了。
在布莱德多克将军失败之前，莫里斯州长不断地跟议会摩擦，一个咨文接一个咨文地宣读，企图迫使州议会通过州防备经费的法案而免征地主的财产税，他否决了州议会所有的议案，因为它们没有免除征收地主财产税的条款。现在危险更大了，加强州的防备的需要也更迫切了，所以他加紧向州议会施加压力，这样一来，他达到目的的希望也越来越大了。但是州议会还是坚定不移，因为他们相信正义是属于他们的，如果他们让州长修改他们的财政法案，他们的权利无疑将受到严重的侵犯。
在最后一批议案中有个议案，拨款五万镑，的确州长建议只改动一个字，原来的议案说：“一切动产和不动产都得征税，地主的财产亦然，”州长把“亦”改成了“不”字，修改虽然不多，但意义却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一直把州议会对州长咨文的答复寄给我们英国的朋友。当军事失利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这些朋友就哗然了，指责地主们不应该对他们的州长发出这样卑鄙的不公正的咨文？既然他们阻碍了州防备，那他们就没有权力再管理殖民地事情了。州长们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就命令他们的财务总管从税收入中拨出５000镑，也不管州议会在这个目的上通过多大数目的经费。
这样，接到这样的通知后，州议会就接受了这五千镑作为他们应缴捐税的代金，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附有免税条款，于是议案就被通过了。根据这个法案，我是处理该项经费的委员之一，拨款总额共有６0000镑，因为我一度积极参与了这项议案的起草工作，并积极使得它获得通过。同时，我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志愿者民兵的议案，并且在议会中很容易地获得了通过，因为在议案中我小心地保留了教友会的自由。为了促进和民兵必要的联系，我写了一篇对话录，尽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关于反对民兵和驳斥民兵的观点都给予答复和解释，这篇对话录被印了出来，并且如我所想的，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当城市和乡村的几个民兵联队已经开始训练的时候，州长请我去办理西北部的边防，修建一系列炮台来保卫当地的居民，因为那里经常有敌人出没。我承担了这项军事任务，尽管我不坚信我自己就一定胜任这个职务。他给了我全权的委任状，给我一包空白的军官委任状，只要我觉得合适就可以颁发给任何人。招募志愿者我倒是没有什么困难，不久我就招募了５６0多人，全归我统帅。我的儿子，他曾经在对加拿大的战役中做过军官，是我一个得力的助手，并且帮了我很大的忙。印地安人已经焚毁了哥纳登荷，一个兄弟派的教友会建立的村落，他们屠杀了那里的居民；这个地方，我认为是个建立炮台的理想位置。
为了向那里进军，我在伯利恒齐集了部队，伯利恒是弟兄派教友的主要所在地。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伯利恒的防御工事是做得如此得好，也许是哥那登荷的破坏使得他们预防陷入危险吧。这个地方的房屋都是用栅栏围起来的，他们还从纽约购买了质地精良的武器设备，在他们高大的石头房子的窗户内他们还堆放了一些石头，以便在印地安人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妇女们可以向那些入侵者扔石头。武装了起来的教友们也保持安全警戒，他们也像其他驻防城市的守备队一样，有条不紊地轮班看守，交替休息。跟他们主教施邦盖博谈话的时候，我提到了我对这里防御情况的惊讶，因为，我清楚他们获得过议会的特许，不用在他们的殖民地服军役，我原以为他们是十分真诚地反对当兵的呢，但现实情景好像并不是这样。他回答我说，反对服兵役并不是他们既定的教规之一，但是在那时却获得了议会的特许，所以人们就把这条看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信仰。然而在这次的事件当中，使人们感到大为惊奇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坚持这一原则。这样看起来，好像他们有点自欺欺人，或者他们骗过了州议会；但不管怎么说，眼前的危机和常识或许能解释这样反复无常的念头。
在一月初，我们就开始着手修建炮台了。我派了一个特遣队到明尼斯克去，在那里的一个高地上修建一个保卫安全的炮台，接着又派了一支到较低的地方修建炮台；随后我自己带着其余的人马向哥那登荷前进，那个地方实在需要修建一个炮台。那些弟兄派的教友们就替我们准备了５辆马车来运我们的工具，食物和行李等东西。
就在我们要从伯利恒出发的时候，有11个农民跑来找我们，他们刚被印地安人从农场上赶了出来，因此他们请求我们能给他们一些火药武器以便他们能够从印地安人那里夺回牲口。我给了他们每人一枝枪和一些火药。我们还没走几里路，天就开始下起雨来了，而且持续下了一整天；路上我们也没有什么躲雨的地方，直到快到晚上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德国农民的家里，在他们家的谷仓里，我们挤作一团，浑身上下没一处是干的，就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还好我们一路上都没遭遇敌人的进攻，因为我们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我们的士兵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枪杆保持干燥。印地安人有个独特的办法保持枪械的干燥，而我们却没有。当天，我们前面提到的那11个可怜的农民和印地安人遭遇了，他们中有10个被杀了，只有一个人侥幸逃了出来，那个人告诉我们他们的枪被雨淋湿后开不了火，他和他的同伴们因此吃了大亏。
第二天天晴了，我们继续我们的行军，不久就到达了寸草不生的哥那登荷。那里有个锯木厂，在它附近还剩了几堆木头，我们就用它们搭建了我们简易的兵营；在这样严酷的季节里建些房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帐篷。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妥善地安葬那些死者，以前人们总是草草地掩埋他们的。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为修建炮台指定了一个计划，并且开始付诸行动，我们选择了一个炮基，这个炮基需要长4５0英尺，这就需要4５５根紧密排列的栅栏，每根栅栏由直径一英尺的树干制成。我们共有70把斧头，立即开始了伐木工作，我们的士兵都是伐木高手，所以伐木的速度非常快。看到伐木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当两个士兵开始砍一棵松树的时候我不禁好奇的掏出表来看，不到６分钟他们便把树伐倒了，我发现那棵树的直径有14英寸，每棵松树都可作成3根1８英尺长的栅栏，栅栏的一端削尖。当我们的伐木工作进行时，其他的士兵挤在四周挖掘了3英尺深的壕沟，以便把栅栏插入土中。我们把马车的车身拆了下来，拔掉连接前后两段辕杆的钉子，把前后轮分开，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10辆马车了，每辆有两匹马拖拉，把栅栏从森林运到工地上来。当栅栏打牢以后，我们的木工沿着栅栏用木板建了个搭脚，离地大概有６英尺高，以备士兵站在上面从枪眼处向外射击。我们还有一门旋转大炮，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角度，当它被安装起来我们就开了炮，目的是让印地安人知道，假如他们有人在附近听到了的话，我们有这样的装备了。这炮台，假如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如此雄伟的名字配上如此简陋的栅栏在一星期之内终于完工了，虽然每隔一天就倾盆大雨，使得士兵们无法进行工作。
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观察的机会，当人们工作的时候，他们的状态非常好，在他们工作的时间里，他们性格温和心情愉快，而且意识到自己做好了一天的工作，在晚上他们就过得相当舒畅；但是当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时，他们就会桀傲不驯，争吵不休，挑剔他们的伙食等等，这就使我想起一个船长的笑话来了，他有个规则就是他总是使他的水手们不断地工作着，有一次他的副手跑来告诉他说所有的工作全部做完了，还有什么事让他们做没有，这船长说：“哦，让他们去刷洗锚吧。”
这种炮台，尽管很简陋，但是对付没有大炮的印地安人，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安全据点了，这样我们万一碰到情况就有了一个退守的地方，因此我们就结伴搜索附近的地区。我们没有遇到印地安人，但是发现了附近一个山头上他们窥视我们的一个场所，这些地方有个巧妙的装置，值得一提。因为在冬天，烤火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普通的火堆是生在地面上的，因此当生火的时候在远处的人们就会很容易发现他们。他们于是就撅了一个洞，深3英尺，直径也是3英尺；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用斧头从森林里烧焦的木头上砍下木炭，把这些木炭放在洞底生火，我们还看得出来他们躺在地洞四周草地上烤火的痕迹，他们的腿应当是伸进洞里保持脚板温暖的，保持脚板温暖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用这种方式生出来的火，人们发现不了他们，因为看不见火光，火焰，火星甚至烟都看不见。看来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因而看到我们这么多人，也不好对我们采取贸然的袭击。
我们军中有个热心的长老会牧师稗逖先生，他向我抱怨说这些士兵都不来参加祈祷，也不来听他的劝勉。当他们应征的时候，他们曾被允诺，除了饷银和伙食以外，他们每天还可得到一吉耳的朗姆酒，每天都会按时发给他们，一半在上午，另一半在晚上发；发酒的时候大家都会按时来。听到这里，我就对稗逖先生说：“作为一个牧师，要你去管理朗姆酒有点屈就你的尊驾了，但是您如果等到祈祷完毕后再发酒，他们都会来的。”他觉得这样不错，于是就接受了这一职位。有几个人帮他倒酒，这件事进展得相当令人满意，祈祷会从未有人缺席，而且比以往更守时了；因此我想，与其用军法惩治那些不参加礼拜仪式的人倒不如用这种方法引导他们更好。
几乎我一完成这边的工作，刚把炮台里的粮秣等东西储存好，就收到了州长的来信。在信中州长说他已经召集了州议会，假如边境的形式不再需要我操心的话就要我去参加会议。我在州议会的朋友们也来信叫我回去参加会议，假如可能的话。现在我3个主要的炮台修建工作都已经竣工了，人们也可以在炮台的保护下安心地在自己的农场里工作了，因此，我就决定回去。更使人高兴的是，来了一个新英格兰军官，克拉彭上校，与印地安人作战十分有经验，碰巧来访问我们的据点，他也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因此，我就颁给了他一份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我向他们宣读了这一委任状并且把他介绍给了全体士兵，他在军事上的丰富的技巧和经验使我认为他比我更适合这个长官的职位。对士兵们讲了几句劝勉的话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护送我到伯利恒，我在那里小住了几天以便缓解我所经历的劳顿。第一天晚上，我躺在舒适的床上，难以入睡，因为这与在哥那登荷裹着一两条毯子睡在木屋里的地板上有着天壤之别啊。
在伯利恒逗留期间，我稍稍了解了一下弟兄会教友的情况，他们也派了些人来陪同我，他们对我都非常好。我发现他们实行共产，在一起吃饭，一起住集体宿舍。我在宿舍里看到在靠近天花板的墙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开一个气孔，我想这些气孔应该是用来流通空气的。我到了他们的教堂，在那里我听了美妙的音乐，他们用提琴、箫、横笛、竖琴等乐器同风琴一起演奏。我也了解到他们讲道不像我们通常讲道，面对所有类型的观众，男人了，妇女了，孩子了等等；他们的集会是分开来的，有时是面对已婚的男人，有时是面对他们的妻子，有时是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女人，还有小孩子。我曾听他们向小孩子布道，男孩子们由他们的导师，一个青年男人领着，女孩们由一个年轻的女人领着，他们排队进入教堂依次坐在长凳上。演讲似乎很适合他们的口味，讲时用的也是一种亲切愉快的口吻，仿佛在哄他们做乖孩子。他们表现得非常有秩序，但是看起来脸色苍白，不太健康，这些使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被关在屋子里太久了，缺乏足够的运动。
我调查了一下弟兄会的婚姻情况，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是由抽签决定的，但他们告诉我，他们很少用到这一方法，通常，当一个青年男子打算结婚时，他会向他班上的长者咨询，他又会同管理那些年轻女孩的年纪大的女士询问。因为这些不同性别的年长的管理者对他们的年轻人的脾气性情都很熟悉，他们最能判断谁配谁最合适，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对他们的决定总体上还是感到满意的。但是，假设说，假如他们认为有两三个年轻女人都同样适合一个青年男子，那时才使用抽签的办法。我反对这样的做法，假如这样的匹配不是双方的相互选择，那么他们就会觉得很不幸福。“可是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告诉我这样情况的人说，“他们也会觉得不满意啊。”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也不能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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