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个“秩序”的计划给我带来的麻烦最多。我发现，对一个能够支配自己时间的人来说，这个计划是可行的，比如，一个印刷工；但对一个生意人来说，就不太可行了，因为他要到处出差，接见随时来访的客人。秩序，对于东西的摆放来说，我发现也是很难做到的。我早年的时候，拥有超过常人的记忆力，我还感觉不到没有秩序乱放东西的不便。因此，这项计划花了我不少心血。我在它上面所犯的错误让我很恼怒，我在这方面的进步也非常小，而且老毛病老是复发，我都几乎想放弃这个计划了，而满足于在那个方面有缺陷的品德了。
事实上，我发现我自己在“秩序”这方面实在是不可救药。我现在人老了，记忆力也衰退了，我感觉自己很需要“秩序”这个东西。但是，总的说来，我从来没有达到我想要达到的那个程度，而且差的很远。但是，通过努力，我现在却比我没有努力前更快乐，更好。这就像那些为了获得完美书法而临帖写字的人，尽管他们从来达不到他们所临帖的那样好，但是，通过努力，他们的书法得到了改进，字写的不错了，而且还越来越清晰好看。
我的子孙如果知道他的祖先就是靠了这个小计划，在上帝的庇佑下而获得了一生的幸福，到今天他已经79岁了，还在写他的自传，那我就很欣慰了。至于我晚年还会遭遇什么厄运，那就只有天知道了，但是，就算厄运真的临头，他过去的岁月中所享有的快乐也足以让他顺天由命了。
“节制”使他长寿，到现在他的身体还很不错。“勤奋”与“节俭”使他很早就有个好的环境，拥有不菲的财富。拥有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使他在知识界拥有一定的知名度。“真诚”与“正义“使他得到了国家的信任，让他担任种种体面的职位。这些美德加起来的总影响就算不能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也可以使他的谈吐平和、愉悦。那些都使他的伙伴们很喜欢他，甚至也俘获了年轻人的心。因此，我希望，我的后代能够遵循这些教导，收获利益。
我现在想说的是，尽管我的计划并不是完全没有宗教成分，但是在其中，绝对没有任何个别宗教的特殊教义。我是有意避免这样做，因为我充分相信我这样做的效用和优势，那样就对所有的教派都是适用的。由于我还打算什么时候把它拿去出版，我绝不能允许在里面有对其他教派的偏见，以至被人反对。我还打算为每一项美德写点评注，以向人展示拥有这项美德的好处，走向其反面的坏处。并且我会把我的这本书取名为《德性的艺术》，因为它会告诉人们获得美德的方法和方式。这将使它和那些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是好，却不告诉人们怎么样才可以“好”的书区分开来。就像那些口头上的慈善家，他们只会对那些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的人说“要吃好穿好”，却不告诉人们怎么样到哪里可以得到这些。
但是我打算撰写和出版这些评注的计划从来没有实现。事实上，我确实不时记下自己的一点感想，评论等，以备以后使用，其中的一些东西还在我手上。但是，由于我早年必须要密切注意我的生意，其后又有很多公务，这样我就时常把它往后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要求一个人投入全部的精力去做才行。一连串没有预料的事情把这件事情拖延了下来，因此在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
在这一部分，我本来打算阐释和强调这样一个理论，那就是，邪恶的东西有害并不是因为它在被禁止之列；它之所以被禁止，是因为它本身是有害的。单从人性方面来考虑，就算是在这个凡间，利益和美德也是统一的。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许多富商、贵族、国家和王侯需要诚实的人去做管理工作，而这种诚实又太罕见了。），我努力使年轻人相信世界上除了诚实和正直没有什么东西可能使一个穷人变得富有。
我开始所列的美德只有12项，但是后来一个教友会的朋友好心告诉我，大家普遍都觉得我很骄傲，我的骄傲时时在我们的谈话中表现出来。当我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不满足于仅仅正确，还很盛气凌人，甚至还有点傲慢无礼，他给我举了几个事例来证实。我决心下苦功在克服其它缺点的同时克服这个缺点或者说愚蠢的行为。于是，我把谦逊加到我的计划里去，并且赋予其广泛的内涵。
我不敢吹嘘自己在“谦逊”方面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但从表面上看来我却进步不小。我绝不说出直接和别人意见相反的话，绝不断然肯定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给自己定的铁律。我甚至照搬“讲读俱乐部”的老办法来规制自己，不得使用诸如“肯定”、“毫无疑问”等等表示肯定的词。我使用的替代词汇是“我认为”、“按我的理解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或者“我现在觉得”等等。当一个所说的东西我觉得是错误的时候，我并不粗暴地驳斥他的意见以得到驳斥的快感，我也不会立即指出他的陈述里面荒谬的东西。我会对他说，据考察，他的论点在一定情况和环境里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好像似乎有点问题等等。我不久就发现改变说话方式带来的好处了。我和别人的谈话进行得更愉快了，我谦逊的谈话态度使得我的意见更容易获得他们的接受和更少的抵触。我讲错了话也不会引起什么羞辱，当我的意见碰巧正确的话，我就更加容易地让对方放弃了他们的错误而和我站在一起。
这种方式，起初做起来觉得十分别扭，后来渐渐适应，渐渐习惯了，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５0年没有人听我说过一句武断的话吧。在我早年，我提出一个建立新制度的建议，或者修改旧制度都能获得大家的采纳，后来成为议员后在公众中也颇有影响，我想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我谦逊的品质（抛开我诚实正直的品质来讲）因为我不是个雄辩演说家，选词造句总犹豫不决，在言语上很难表达我正确的思想，尽管如此，我的主张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
其实在现实中，人类的自然情感没有一种比骄傲更难驯服的了，尽管我们欺骗它，与它斗争，把它打倒，闷死它，高兴的时候想怎么修理就怎么修理它，可是它却依然存在，还不时地冒出来炫耀炫耀，简直难断其根。比如，甚至像我这样自认为已经完全克服了骄傲的人也许由于我的谦卑而又骄傲起来。
在1732年我第一次使用了理查德·桑得斯的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一直持续了2５年之久，一般叫做《穷理查德历书》。我设法使它既有趣又有用，因此它大受欢迎，使我从中获利不少，每年的销售量高达一万册。大多数人都在读这本书，在宾西法尼亚以及附近几个州几乎每几家中就有一本，因而我就认为这是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恰当的工具，那时的人几乎就只买这本书。因此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的日子空白处，这些箴言主要是关于勤俭致富而获得美德之类的，因为一个人要长期坚持诚实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引用一句谚语来说吧：“一只空袋子是不容易站得笔直的。”
这些谚语，来自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智慧的精华，我把它们收集起来写成一篇文章印在了17５7年的历书的首页，作为一个明智的老人在参加一个拍卖活动时向公众所做的一篇长篇大论。将这些分散的箴言收集在一起相信能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这篇文章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几乎美洲的所有报纸都全篇转载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的纸张翻印它并把它张贴在家里以示警戒，在法国，它有两个译本，贵族和牧师们也大量购买并把它们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区居民和佃户们。在宾西法尼亚，因为它反对把钱财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因而人们认为在它出版后的几年里市场上的货币的增长跟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的报纸，我认为也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摘要。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先是为“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我的文章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一个坏人不管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如果道德品质低劣，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明达的人。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直到该美德成为一种习惯，而且还不能受与它相反的嗜好干扰时才算成功。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５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经营我的报纸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已成为我们国家一种莫大的耻辱。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也总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子。我也不客气地回敬：假如他愿意，我可以为他单独发行，但由他自己分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而我没有义务替他散播毁谤。因为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诺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我就是违约的，虽然他们不会责备我，而显然这样是对他们不公道的。眼下在我们报纸发行这个行业中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地刊登一些无事生非的污蔑性的文章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此外，有些报纸甚至随便地刊登一些文章指责和评判邻国政府和我国最好的盟国政府的政治措施，而这些评论又是非常愚蠢粗鄙的，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我提这些事，是为了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切不可贪眼前的一时痛快而毁掉自己报纸的前程。他们应当坚决地抵制这样病态的要求，因为从我的例子中可看到：拒绝刊登侮辱性的文章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和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
1733年我开始学习法语，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籍。接着我又学习意大利语，当时一个朋友也在学习意大利语，他常约我下棋，可这下棋的时间超过了我原定学习的时间，我不得不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有个这样的条件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不论是语法方面的背诵或是句子的翻译，失败的一方要保证在我们下次下棋之前做好作业。因为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就相互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以后我又花了点时间去学西班牙语，也能阅读西班牙语书籍了。
我幼年时曾在拉丁语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后来我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但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掌握的拉丁文远比我想象的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大大地替我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看来，我觉得我们通常教外语的方式有些问题。有人建议，我们学习语言应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现代语言就会容易得多了。这种方法未尝不合理，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希腊文或其他的什么文开始呢？当然，假如你能不用台阶就能攀到顶点，然后再从顶端往下走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毫无疑问地，假如你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学习，循序渐进，那样也很容易攻克最难的部分。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后毫无成绩就把它丢开了，他们所学的几乎没什么用处，还白白浪费了几年的光阴。因此，我就建议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从个别的语言开始比如法语，意大利语等等，然后再学拉丁语。就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花同样的时间虽然都没有把拉丁语学好但后一种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学会一种或两种外语，而这些语言是现代社会通用的，所以即使没有学会拉丁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用到它们，而不比前一种方法，时间花了什么也没学到。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10年了，现在我的生活也较宽裕了，因此，我就回了一趟老家，故地重游，走亲访友。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充裕的财力作这样的旅行，这一次也算荣归故里吧！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去新港看了一下哥哥，这时他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一见面，过去的旧嫌宿怨统统冰释了，真是相逢一笑泯千仇啊！兄弟毕竟是兄弟！哥哥的身体已不如前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大限已不远了，对我有个请求，也算临终遗愿吧，让我在他死后照顾好他年仅10岁的儿子，并使子继父业。我答应了，我先送他读了几年书，然后再让他学印刷业，他母亲那时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业务，直到他成年。他成年后，我送了一套新铅字给他，因为他父亲留下来的铅字有点磨损了，这样我也终于能弥补当初我过早地离开哥哥而给他带来的种种损失了。
173６年，我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才4岁，因感染天花而夭折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痛心疾首，陷在深深的悔恨当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不给他事先种痘。提这件伤心往事，是为了提醒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做父母的当然无法原谅自己，可是不种痘，我的例子业已证明，孩子也有同样的危险！种痘比不种来说相对生的机会大一些，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173６年我当选为州议会秘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升迁。第一年我倒是获得了一致通过，但到了第二年，当我又一次被提名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的任期一样都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另一个候选人的当选，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我最后还是当选了。我心里自然很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本身的薪水外我还可以利用这个职位做些生意，赚些外快。比如我可以同那些议员保持联系进而招揽印刷选举票、法律条文、纸币和其他零星的公家生意。这些生意，总的来说，利润是相当丰厚的。
我由衷地宁愿这位议员没有反对过我，因为他不但是个财主，受过教育，而且还很能干，日后必定成为议会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后来事实果然印证了这点。我不想对他阿谀奉承以期获得他的青睐，但也不想和他就此结怨下去。后来我采取了另一种方案，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稀珍，当时就写了一张便笺给他，表示我很想看那本书，希望他能借给我看几天。他立刻把它寄来了，大约过了一星期我把书还给他，并附了一张便笺，热烈地表示我的谢意。至此以后，我和他的关系有了转机，后来我们在议会中见面时，他还跟我打招呼了（他以前从不如此），而且十分殷情有礼。从此以后，他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帮我，我们也因此成了知己，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结束。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以前听到的一句古老的格言，它说：“假如一个人帮了你一次忙，那么以后他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同时，这件事也表明冤家宜解不宜结。
1737年施保次乌上校，维吉尼亚的前任州长，当时的邮政总局局长，因不满意费城邮务代办在处理帐册方面的疏忽失职，而革了他的职，之后提议我继任。我欣然接受了。后来发现这个职位对我大有裨益，虽然它的薪水很少，但是它方便了通信的往来，间接地改进了报纸，因而使得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进而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结果这一连锁好的反应使得这一职位大大地增加了我的收入。而作为我多年劲敌的那家报馆，却相应地衰败了，当年他在当邮务代办期间不允许骑师给我递送报纸，但我对他这行为没有采取打击报复，因为这职位所带来的收益已使我心满意足了。会计在生活中是相当有用的，这个费城邮务代办没有对会计给予相当的重视，而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年轻人应该谨记这个教训，我们将来如果替别人做事，就该把财务理得一清二楚，规规矩矩地上缴款额。做到这一点，他的品德就是他最有力的推荐书，可以为他谋到更好的职位，招徕更多的生意。
我开始把精力稍稍转到公共性质的事物上了。我先从小事入手，费城的巡逻制度是我认为急需加以整顿的事项之一。巡逻原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警官预先通知若干户主在夜里跟他一起巡逻，那些不愿巡逻的人每年必须出六先令，才可以免去这一差事。这些钱原定是雇佣代替人来巡逻的，但是实际上，却远远超过了现实的需要，这就使得警官这一职位成为一个肥缺。警官们常常收罗一些乞丐无赖，给他们喝点酒，就叫他们一起去巡逻，但有一定地位的户主却不愿与他们为伍。巡逻制度也常常被忽略了，那些巡逻的人大多数的夜晚是在喝酒中度过的。为此我写了一篇论文，准备在社团内宣读，指出这些不正常的情况，特别强调警察征税的问题，他们征税的时候不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一律征收六先令，这样一来就不公平了，因为一个穷苦的寡妇，她需要保护的全部财产加起来恐怕也超不出５0磅，而她所付的巡逻税却和一个万贯家财的富商是一样的。
总得来说，我提出了一个较为有效可行的巡逻制度：即雇佣适当的人经常从事巡逻工作；对费用问题我也提出了较为公平的解决办法，就是按照财产的比例课税。经过社团内部会员同意后，这一观点下传给各分社团，作为各分社的提议。虽然这一计划并未立刻实行，但在变革人们的思想观点上我们做了准备，也为日后那条法律的通过铺平了道路。那条法律通过后，我们社会员的地位已经日渐重要了。
大概就在这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论及酿成火灾的各种疏忽和防火须知，并劝人们小心火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因此，为了迅速扑灭火灾以及在发生危险时相互协助搬运和保管货物起见，就产生了组织消防队的一个计划，不久有13个人愿意参加这一组织。根据我们的协议，每一队员必须经常保持一定数量适用的皮水桶，结实的袋子和筐子（以便装货物）；一有火灾就必须立刻把它们运到现场。我们还决定每月开一次讨论会，讨论和交换我们所想出的有关防火的意见和想法，这些对我们在救灾时或许有用。
消防队的作用不久就很明显了。愿意加入的人大大地超过了我们预想每队的适当人数，因此，我们就建议他们另外再组织一个，他们照办了。这样新的消防队组织一个接一个地多了起来，大多有房产的居民都加入了进来，真的有如雨后春笋！截止到我写本文的这个时候，这个叫做“联合消防队”的组织已经有５0多年了，现在它还很活跃，即使第一批队员大部分都已过世，只剩下我和另外年纪较我长一岁的人还在。队员因不出席每月的例会而交纳的小额罚金都用来购置救火车、消防梯和其他对消防队员有用的器械。我猜想世界上的其他城市没有比费城扑灭火灾更为迅速的了。事实上，自从组织了这些消防队后，费城从未有过烧毁一两间住房以上的大火灾了，通常也只在起火的房屋烧掉一半以前，火焰就被扑灭了。
1739年，怀特菲尔德牧师从爱尔兰来到我们这里，他是那儿的著名的巡回传教士。一开始他还被允许在这里的某些教堂传教，但是牧师们相当讨厌他，不久就禁止他在我们这讲道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在露天场合传教了。千千万万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传道，我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对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但他们还是非常赞美他和尊敬他。这点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的传教对我们当地的风俗习惯的变化起了极大的作用，真令人惊叹！原来我们这些人认为宗教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现在全转变过来了，好像人人都是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下，假如这时候你到城里各处走一遭，就会听到每条街上，每个家庭都在唱赞美诗。
露天集会常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主张，这主张一提出，筹款人一定，马上就筹到了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足够款项。这个教堂长100英尺，宽70英尺，面积大约与威斯敏斯特教堂相当。这项工程做的热火朝天，建得相当神速，短时期内便完工了。全部房产一概归教堂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不管是信仰何种宗教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传教时都可以使用该教堂，因为该教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假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要派一个传教士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使用这个教堂。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我们以后沿路布道，经过各个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地刚建不久，那里的移民大多不是吃苦耐劳的庄稼汉，惟一不得不忍受垦殖艰苦的是那些破产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其他的破产的债务人。其余的便是一些好吃懒做的或者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这些人住在荒天野地后因为不善垦殖，不能忍受开荒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看到这种悲惨的情况后，怀特菲尔德先生仁慈的心大受震动，就想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因此他就北上宣传这一慈善事业并且募捐，因为他仁慈的心，他的天才的演讲，听众除了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别无他法，我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募集了大量的捐款。
我并不反对他这个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花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过去。我想假如把孤儿院建在这里，把孩子们接过来不是更好吗？于是我就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可是遗憾的很，他还是坚持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不久后我有一次偶尔听到他为筹款而布道，就暗地里下了个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那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3、4块银圆和五块金币。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就决心把银币给他，但是当他结束时，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的一切。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社团的一个会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猜想也许会被感动而捐款，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来了。但在传道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十分想捐点钱，他就请站在他旁边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完全不为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演讲所动，并且说：“在任何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都借给您，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中了蛊惑了！”
怀特菲尔德先生的某些对头故意宣称他是想把这些捐款占为己有，但是我和怀特菲尔德先生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从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的品质，直到今天我仍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是诚实的。我想我为他作证，人们应当更加相信，因为我和他不属于同一教派。虽然他也曾经为我的改变信教而祈祷过，但是这祈祷好像从来没有奏效过，但这丝毫没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接下来的事例或许可以说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世俗的友谊，他有一次从英国到了波士顿，写信给我说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不知道在费城的逗留期间内可以在什么地方落脚，因为他听说从前招待他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尔曼镇去了。我在回信上说：“你知道我的住址，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欢迎光临！”他回信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酬劳你。”我回答他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不是看在基督的面上而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的一个熟人知道后开玩笑道：“按圣徒们的习惯，他们受了别人的恩惠的时候，总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说他们自己领了情，而你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
上次在伦敦遇见了怀特菲尔德先生时候，他跟我谈起了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讲话时声音洪亮清晰，每字每句的发音十分清晰，站在老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得清楚他的话，特别是不管他的观众多么多的时候，人们都鸦雀无声地听着。有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面传道，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成直角。当时两条街上远远地站满了人。我站在市场街的末端，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传得多远，就一直向河边向反方向走，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得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嘈杂声才把它盖住了。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和他的距离作一个半圆，当中站满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我算了一下，至少有30000人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这时我才相信报纸的记载说他曾经在旷野里对2５000人传道。古代历史中也曾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全军动员的演说，过去我也将信将疑，这时我终于相信了。
因为我经常听他讲道，我能很好地分清哪些是他刚写好的说教，哪些是他在旅行中已经讲过多次的稿子。因为讲过很多次，他用后一类稿子传教的话讲演的效果就会很好，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把握的十分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优美，即使一个人对他演讲的内容不感兴趣，也会对他那种语调感到赏心悦目，这种赏心悦目恰如优美的音乐带给我们的感觉一样。这是云游牧师比住家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样的一篇稿子来说教，籍此来改进他演讲时的声调和姿态。
他偶尔发表的一些文章却大大地助长了他对手的气焰。假如在演讲时不小心说错了或者甚至提出了错误的观点，以后还可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关系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者直接加以否认；但是文字的证据是很难磨灭的。他的对手就猛烈地攻击他的文章，他们的批评似乎也很有道理，这样他的信徒就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不再增长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的信徒一定会多得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长，因为没有文章就没有什么证据，也无从加以谴责和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想象他具有一连串的优秀品质，因为他们热烈地崇拜他，当然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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