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还是让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留在他那些微不足道的忧虑中吧；谁让他需要的是奴性却把一个勇者弄到家里去呢？他怎么就不善择人呢？十九世纪的惯例是，一个有权势的贵族若遇上一个勇者，即杀之，逐之，囚之或辱之，使之傻得居然痛苦而死。幸好这里痛不欲生的并非勇者。法国的小城和众多如纽约那祥的民选政府的最大不幸乃是不能忘记世界上还存在着德·莱纳先生那样的人。在一个两万人的城市里，是这些人制造，而在一个拥有宪章的国家里，是可怕的。一个高尚宽洪的人，可能是您的朋友，但他住在百里之外，就只能根据您住的那个城市的判断您，而恰恰是那些碰巧生下来就成为富有稳健的贵族傻瓜们制造的。谁出头谁倒霉！
午饭后，他们立刻回韦尔吉了；可是过了一天，于连看见他们全家又回到维里埃。
一个钟头不到，于连就发现德·莱纳夫人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禁大为惊讶。他—出现，她就中断了丈夫的谈话，好像还希望他走开。于连不用她表示第二次，他变得冷淡而持重；德·莱纳夫人看出来了，但并不想问他。“难道她要找一个接替我的人了吗？”于连想。“前天她还跟我那么亲密！有人说这些贵妇人就是如此行事。简直像国王一样，一个大臣刚刚还是恩宠尤加，回到家里却收到一封信，宣布他已失宠。”
于连注意到，在这些他一近便要戛然而止的谈话中，常提到一座属维里埃市所有的大房子，房子很老，但是宽大、舒适，面对教堂，地处最繁华的商业区。“这座房子和一个新情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于连自语道，忧伤中，他反复吟涌弗朗索瓦一世①的美丽诗句。他觉得这两行诗很新鲜，因为德·莱纳夫人教给他还不到一个月。当时，这两行诗的每一行都受到他多少誓言和多少抚爱的驳斥啊！
女人心常变，傻瓜信为真。
德·莱纳先生乘驿车去贝藏松了。这次旅行是两个钟头内决定的，他显得很苦恼，回来时，他把一个用灰纸包着的大包裹扔在桌子上。
“这就是那件蠢事，”他对妻子说。
一个钟头以后，于连看见贴布告的人拿走了那个大包裹；他急忙跟上去。“我在头一个街角就能知道这个秘密。”
于连焦急地在贴布告的人身后等着，那人用大刷子在布告背面刷满浆糊。于连很好奇，布告刚贴好，他就看见上面的一则通告，很详细，说的是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出租德·莱纳先生和他妻子的谈话中经常提到的那座又大又老的房子。出租招标定在次日两点钟，在市政府大厅，以第三支蜡烛熄灭为时限。于连很失望，他的确觉得时间有点短：如何能有时间通知到所有的竞争者呢？再说，布告是十五天前签署的，他在三个地方仔细看过全文，看布告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
他去看那座待租的房子。门房没看见他走近，对一个邻居神秘地说：
“哼！哼！白费劲儿！马斯隆先生断言他用三百法郎就能租下来；市长还顶牛，结果被代理主教福利莱召到主教府去了。”
于连的到来似乎使两个朋友大感不便，他们不再多说一句话了。
于连岂能错过这次出租招标。阴暗的大厅里人很多，人人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互相打量着。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一张桌子，桌上一个锡盘，锡盘上点着三支蜡烛。执达吏喊道：“先生们，三百法郎！
“三百法郎！这太过份了，”一个人低声对旁边的人说。于连正好在他们俩中间。“这值八百多法郎，我要出更高的价。”
“你这是自讨苦吃。你跟马斯隆先生、瓦勒诺先生、主教、可怕的福利莱代理主教还有他们一伙作对，有什么好处？”
“三百二十法郎，”那一位喊道。
“大傻瓜！”这人应道，“这儿正有一个市长的密探，”他指了指于连，补了一句。
于连猛地回过头，想跟说这话的人算帐；然而两位弗朗什—孔泰人根本不再理会他了。他们冷静，他也就冷静了。这时，第三支蜡烛灭了，执达吏用拖长的声调宣布房子租给某省科长德·圣吉罗先生，为期九年，租金是三百三十法郎。
市长一走出大厅，人们就嚷嚷开了。
“格罗诺的冒失给市府挣了三十法郎，”一个人说。
“但是德·圣吉罗先生，”一个人答道，“会报复格罗诺的，够他受的。”
“多么卑鄙！”于连左边的一个胖子说，“这座房子，我可以为我的工厂花八百法郎租下来，而且我还觉得便宜呢。”
“哼！”一个年轻的制造商、自由党人答道，“德·圣吉罗先生不是圣会的吗？他的四个孩子不是都领助学金吗？可怜的人！维里埃市又得多发他五百法郎的补助了，就是这么回事。”
“市长居然未能阻止！”第三个人说，“他是极端保王党，一点不错：但是他不偷。”
“他不偷？”另一个人说，“他不偷谁偷！都装在一个公共的大钱袋里啦，年终瓜分。小索莱尔在这里，咱们走吧。”
于连回去了，情绪恶劣，他看见德·莱纳夫人也愁眉不展。
“您去看招标了？”她问。
“是的，夫人，我在那里荣幸地被视为市长先生的密探。”
“他如果听我的，就该去旅行。”
这时，德·莱纳先生来了，沉着脸。吃晚饭时没有一个人说话；德·莱纳先生吩咐于连随孩子们回韦尔吉，旅途颇愁闷。德·莱纳夫人安慰她丈夫：
“您也该习惯了，我的朋友。”
晚上，大家围坐在炉子周围，谁也不说话；唯一的消遣是听燃烧的山榉柴噼啪作响。这是最和睦的家庭都会遇到的那种愁闷时刻。一个孩子快活地叫起来：
“有人拉门铃！有人拉门铃！”
“见鬼！如果是德·圣吉罗先生以道谢为由来纠缠，”市长叹道，“我就对他不客气；这也太过分了。他该谢的是瓦勒诺，我还是受牵连的呢。这件事要是被那些该死的雅各宾派报纸抓住，把我写成一个诺南特一—散克先生，我又能说什么呢？”
这时一个极漂亮的蓄着黑黑的大连腮胡的人，跟着仆人进来
“市长先生，我是热罗尼莫先生。这里有一封信，是那不勒斯大使的随员博威齐骑士在我动身前交我带给您的；”热罗尼莫先生神情愉快，又望着德·莱纳夫人说：“九天前，夫人，您的表兄我的好友博威齐先生说您会说意大利语。”
那不勒斯人的好兴致一下子使这个愁闷的夜晚变得欢乐愉快。德·莱纳夫人一定要请他吃夜宵。她让全家人都动起来了，她无论如何要让于连忘掉一天之内在他耳朵响过两次的那个密探的称呼。热罗尼莫先生是个有名的歌唱家，很有教养，又很快活，在法国，这两种品质已不大能并存了。夜宵后，他和德·莱纳夫人唱了段二重唱。他讲的故事也很迷人。凌晨一点钟，于连让孩子们去睡觉，他们都嚷嚷起来。
“再讲一个故事，”老大说。
“这是我自己的故事，少爷，”热罗尼莫说。“八年前，我像你们一样是那不勒斯音乐学院的一个年轻学生，我的意思是说像你们一样大；但是，我可没有这个荣幸，做美丽的维里埃市市长的儿子。
这句话让德·莱纳先生叹了口气，他望了望妻子。
“赞卡莱利先生，”年轻的歌唱家继续说，稍微夸大了他的口音，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赞卡莱利先生是一个极其严厉的老师。学院里大家都不喜欢他，可是他希望大家一举一动都仿佛喜欢他似的。我是能出校门就出校门，我去圣卡利诺小剧场，在那里可以听到天仙般的音乐：但是，天哪！我怎么才能凑足八个苏买一张正厅的座呢？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他看了孩子们，孩子们笑了。“乔瓦诺先生，圣卡利诺小剧场的经理，听我唱歌。那时我十六岁，他说：‘这孩子可是个宝贝呀。’
“‘你原意我雇你吗，亲爱的朋友？’他来对我说。
“‘您给我多少钱？’
“‘一个月四十杜卡托。’先生们，这是一百六十法郎呀。我以为看见天开了。
“我对乔瓦尼说：‘可怎么让赞卡莱利先生放我走呢？’
“‘让我去办’！”
“让我去办！”老大喊道。
“正是，我的少爷。乔瓦尼先生对我说：‘亲爱的，先来签一份合同。’我签了字，他了我三杜卡托。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钱，然后他告诉我该做什么。
“第二天，我求见可怕的赞卡莱利先生。他的老仆人让我进去。
“‘找我干什么，坏小子？’赞卡莱利说。
“‘老师！’我说，‘我对我的过失感到后悔，我再也不翻铁栏杆离开学院了。我要加倍努力学习。’
“‘要不是我怕毁了我见过的最美的男低音，我早就把你关上十五天了，只给面包和水，小流氓！’
“‘老师，’我说，‘我将成为全院的榜样，请相信我。但是我向您求一个恩典，如果有人求我到外面唱歌，替我拒绝他。求求您，说您不能同意。’
“‘见鬼，谁会要您这样一个坏蛋？难道我会允许你离开音乐学院吗？你想取笑我吗？滚！滚！’他一边说一边要朝我屁股上踢一脚，‘不然的话，当心去啃干面包蹲监狱。’
“一小时以后，乔瓦尼先生到院长家：
“‘我来求您成全我，’他对他，‘把热罗尼莫给我吧。让他到我的剧场去唱歌，今年冬天我就能嫁女儿了。’
“‘您要这个坏蛋干什么？’赞卡莱利对他说，‘我不愿意，您得不到他，再说，就是我同意，他也不会离开音乐学院的，他刚对我发过誓。’
“‘如果只关系到他的个人意愿，’乔瓦尼严肃地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合同，‘歌唱合同！这是他的签字。’
“赞卡莱利勃然大怒，一个劲儿地摇铃叫人：
‘把热罗尼莫赶出音乐学院！’他叫道，暴跳如雷。就这样，我被赶出来了，可我哈哈大。当天晚上，我唱了一首莫蒂普利科咏叹调。小丑想结婚，掰着指头计算成家需要的东西，老是算不清楚。”
“啊！先生，请您给我们唱唱这支咏叹调吧，”德·莱纳夫人说。
热罗尼莫唱了，大家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直到凌晨两点钟，热罗尼莫先生才去睡觉，他的优雅的举止、他的快活与随和，迷住了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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