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到莫蒂埃，就写信讷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吉斯勋爵，通知他我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退隐了，并且要求他保护。他以人所共知的、并且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种慷慨之情答复了我。他邀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起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就是特拉维尔谷地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是个红人。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那种令人崇敬的风貌有力地感动了我的心，我们彼此之间登时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这方面一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那班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贼趁我离远了他，就欺他老迈，把我的形象在他眼里歪曲得不成样子的话，也一定会是始终如一的。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也就是那位生得光荣、死得壮烈的名将吉斯的兄弟；他青年时代就离开了故乡，由于他曾依附斯图亚特王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但后来他很快就厌恶了斯图亚特王室，因为他看出了它那无义而又暴虐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一直就是这个王室的主要特征。他在西班牙住了很久，很欢喜那里的气候；最后跟他的老兄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普鲁士国王知人善任，给了他们以应得的接待。国王由于这种接待而获得了很好的报答，因为吉斯元帅帮了他许多大忙，而尤其可贵的是他博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物的伟大灵魂是彻底共和主义的、高尚的，只能在友谊的笼络下才能低下头来，但是它向友谊低头又是那么全心全意，以至尽管两人的思想不同，他一依附了腓特烈，心目中就只有腓特烈了。国王曾托他办了些重大事务，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看他年事已高，需要休息了，便接他以讷沙泰尔总督之职，以便让他养老并能终其身为这个小邦之民造福。
讷沙泰尔人只爱浮光虚彩，不识真材，听到夸夸其谈，便惊为才气横溢，看到一个人冷静而不拘俗套，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当作粗野，把他的沉默寡言当作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好心好意的照拂，因为他只愿意造福人民而不愿意逢迎阿谀，所以不会博取他所不佩服的人们的欢心。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罚在地狱里受罪。在这个可的事件里，勋爵因为反对牧师们僭夺行政权，竟遭到全邦一致的反对，而实际上他是为全郊利益着想的；当我到达该邦的时候，这种愚昧的恨恨之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说他至少是一个招人对他抱偏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之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看到这位可尊敬的老人，第一个感觉就是怜悯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把他的肌肉销蚀尽了；但是一举眼看到他那副神采奕奕、爽朗而又高贵的面容，便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并寄予他以充分的信任，这种敬仰之情战胜了其他一切感觉。他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的那几句寒喧话后，竟谈起别的事作为答复，就仿佛我在那儿已经待了一个星期了。他没有叫我坐下，而那位拘谨的领主也就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我从勋爵那副锐利而精明的眼神里看出了慈祥的神色，马上感到十分自在，就毫不客气地在他坐的那张沙发椅上挨他身边坐下了。我听到他登时采用的那种亲切口吻，就感到我这种随随便便的态度很使他喜欢，他心里一定在说：“这人倒不是个讷沙泰尔人。”
真是性格相投的奇特效果啊！在那样的年龄，一般人的心都已经失掉它的自然热力了，而这位慈祥老人的心却为我燃烧起来，达到了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地步。他竟然到莫蒂埃来看我，借口是来打鹌鹑，在这里住了两天，但连一支枪也没有摸过。我们之间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友谊——这里说的友谊是名符其实的——以至两人谁也离不了准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府离莫蒂埃有六里约路，我至多隔两个星期就去住上一昼夜，然后又象朝圣人一样走回来，一心只惦着他。我当年由退隐庐往奥博纳去的时候，内心的感觉当然与此很不相同，但是它并不比我近科隆比埃府时所感到的滋味更为甜美。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那种慈父般的恩情、那种可爱的美德、那种温厚的哲学，时常在路上流下多少感激的眼泪啊！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这两个甜蜜的称呼可以部分地表示出联系我们的依恋之情，但是还不能表示出我们彼此相求的那种需要和经常互相接近的愿望。他一定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府去，曾长时催促我定居在我临时去住的那套房间里。最后我告诉他说，我住在自己家里比较自由，宁愿一辈子都这样跑去看他。他很嘉许我这种坦率，从此就不再谈这件事了。仁慈的勋爵啊！我的可敬的父亲啊！我现在想到你，我的心还是多么激动啊！那班野蛮人！他们把你跟我离间开来，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然而，不，不，伟大的人啊，你对于我，现在是、将来永远是一样的，我也始终是一样的。他们欺骗了你，但是他们没能改变你。
元帅勋爵不是没有缺点；他有见识，但他究竟是个人。他有最锐敏的智慧、最机灵的识力，他最深于知人，但是他有时也受人蒙蔽，并且迷而不返。他的脾气很奇特，运思有点古怪、反常。他似乎把天天见到的人忘记了，可是在他们万想不到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注似乎总不合时宜，他的馈赠都凭他一时高兴，不问合适不合适，他脑子里一想到要送给你什么，他就登时拿给你或寄给你，价值高昂或毫无价值，在他都无所谓。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到普鲁士国王手下投效，跑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小布袋，满装着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接到这个奇特的介绍，登时就为送袋的人安排了一个工作。卓越的天才彼此间另有一种语言，凡夫俗子是永远不能懂得的。这些小小的怪癖，有似美妇人无端作态，使我觉得元帅勋爵格外有趣。我深信，并且我后来也体会到，这些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情在重要关头所要求于他的那种对别人的照拂。不过有一点也是事实，在他给人帮忙的方式上，他还是显出同他对人的态度上同样的奇特。我只举出一点来说明这种奇特之处，这是关于一件无所谓的小事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要一天走到，我实在吃不消，所以总是分两天走，午饭后动身，半路上在布洛特歇一夜。居停主人名桑托兹，他需要向柏林求得一个于他非常重要的恩准，便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要求。我当然乐于帮忙，便带了他跟我一起去府上，我把他留在套间里，自己去将他的事向勋爵说了，但勋爵没有吭气。上午过去了，我走过套间去吃午饭的时候，只见那可怜的桑托兹等得烦躁不安，我以为勋爵他忘了，便在入席时又对他重说了一遍，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响。我觉得，他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我是多么讨他厌烦，但这样未免太叫人受不了，便闭口无言，暗中替桑托兹叫苦。第二天回来时，他的道谢使我十分惊讶，因为他在总督阁下家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吃了很好的一餐午饭，并且，总督阁下还接受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后，勋爵就把他所请求的诏令派人送给他了，诏令是经国王签署、由大臣发出的。他这样办了，一直不愿对我和对桑托兹本人提一个字或说一句话。我原来以为这件事他是不肯负责去办的。
我真将乔治·吉斯不停地谈下去啊！我最后的快乐的回忆都是来自他那里的，而我的生活的其余部分则只是些苦恼和痛心事了。我想起这些事来就伤心，越想越乱，所以不可能在叙述时有什么层次：今后我不得不随便安排我的叙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我在这里避难，原来怀有不安情绪。不久就由国王给元帅勋爵的复信把我从不安中解脱出了，我在元帅身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辩护律师。国王陛下不但同意他已经做过的事，并且还托他——我得把什么都说出来——送给我十二个路易。那仁厚的勋爵为这样一个使命颇感为难，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完成得不失体统。他极力减轻这个侮辱，这笔钱改成实物供应，通知我说，他奉国王之命为我提供薪炭，好让我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他甚至补充说——这也许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国王很愿意为我盖一所小房子，式样完全随我的意，只要我愿意选定一个地点。后面这一个馈赠使我很感动，并且使我忘掉了前一馈赠的小气。这两个馈赠我都没有接受，但是我就把腓特烈看成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我是那么真诚地对他表示好感，从此就对他的光荣感到十分关怀，正如我过去对他的成就感到十分不平一样。在他不久后签订和约的时候，我用一个十分雅致的灯彩表示了我的欢欣：那是一套花环，我用来装饰我住的那所房子。在这套花环上，我的确是倾注了那种报复性的豪迈心情的，因为我花的钱差不多就有他预备送给我的钱那么多。和约一签定，我就以为他在军事上和上的光荣既已达到顶点，他将会休养生息，振兴商业和农业，在国内开垦荒地并在其上重新安排居民，同一切邻邦保持和平，由欧洲的魔王一变而为欧洲的仲裁者，以争取另外一种光荣。他是很可以放下宝剑而不冒任何风险的，因为他完全可以相信别人将不会迫使他再宝剑拿起来。我看他还不解除武装，就生怕他不善于利用他的有利条件，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为这个问题，放胆写了一封信给他，并且采取象他那样性格的人所爱听的那种家常口吻，把这个神圣的真理之声直送到他的耳朵里去——这种真理之声是很少国王能有资格听到的。这件放肆的事我是秘密做的，出自我口，入于君耳。我甚至连元帅勋爵也不让与闻。我把致国王的信函封得好好的交给了他，勋爵也就我的信送了出去，没打听内容如何。国王对这封信没有答复；不多时后，元帅到柏林去了，国王只告诉他说，我曾好好地把他教训了一顿。由此我就了解到，我的信引起了不良的反应，我那一片热忱的坦自暴露被当作学究先生的才气了。实际上这是十分可能的；也许我说的不是我应该说的话，我用的语气不是我应该用的语气。我只能保证，我之所以动笔是出于我的一番苦心。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下来以后不久，就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我觉得人家会让我安安静静地在这里待下去，所以就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念头，在我一生中，这个念头已经在不同的时期动过好几次了，在蒙莫朗西时我就常这样想，因为那时我常用探条，不能不待在卧室里，这就特别使我感到穿长袍的好处。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对常来看他的一个住在蒙莫朗西的亲戚，这种方便又引诱了我，很想趁此就换上这种新装，不管人家说什么闲话——我对别人的闲话本就是满不在乎的。然而，在采用这种新的服饰之前，我还是愿意征求一下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是极力劝我采用的，因此我就置了一小箱亚美尼亚衣服。但是，冲着我的那场风暴掀起来了，这又使我不得不到比较平静的时候再穿。只是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旧病复发，再次乞灵于探条，我才觉得我很可以在莫蒂埃采用这种新的装束而不至冒什么风险，尤其是事先我还请教过当地的牧师，他说我即使穿这种服装到教堂去也不足为奇。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了皮圆帽，系上了大腰带。我穿这样的装束参加了圣事之后，就觉得穿这种服装到元帅勋爵家里去也没有什么关系。总督阁下看我这样装束，唯一的客套话就是说声“萨拉姆阿勒基”；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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