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是个天主教徒，又毫不隐晦，我就堂堂正正、心安理得地遵行我所信奉的宗教的仪式。每逢星期日，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离洛桑有两里约路的亚森去望弥撒。我通常是和其他天主教徒，特别是常和一个以刺绣为业的巴黎人一起跑这段路，他的名字我忘记了。他不是象我这样的巴黎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一个头号的巴黎人，他敬畏天主，为人憨厚，倒象个香槟省人。他太爱自己的故乡了，以致不愿意怀疑我不是巴黎人，唯恐一说穿就失去了可以一块儿谈谈巴黎的机会。副司法行政官库罗扎先生有一个园丁也是巴黎人，但是为人就不那么和气了，他认为一个人本来没有做巴黎人的荣幸，而竟敢冒充巴黎人，就是损害了他故乡的荣誉。他经常带着确信抓住了我的破绽的神气质问我，然后流露出恶意的微笑。有一次他问我新市场上有什么稀奇的东西。当时我胡诌了一通，这是可以想象的。如今，我在巴黎已经住了二十年，对这个城市应该熟悉了，可是在今天要是有人用同样的问题问我，我还会象当时那样很难回答的，而看见我这样为难，人们同样可以推定我从来没到过巴黎，因为即便是在事实面前，人们也往往会根据错误的原则判断事物的。
在洛桑究竟住了多久，我自己也说不准了。这个城市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只知道，由于维持不了生活，我就到讷沙泰尔去了，在那里过了一冬。我在这个城市是比较顺利的；在那里我收了几个学生，我的收入足以偿清我欠那位好心朋友佩罗太先生的钱。虽然我欠了他不少钱，我走后他还是诚心诚意把我那件小行李寄来了。
在教别人音乐的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地学了音乐。我的生活十分舒适，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对此会感到满足的；但是，我那不安静的心却要求着别的东西。星期日或其他闲暇的日子，我常跑到野外和附近的树林里去，不停地在那里徘徊、冥想和叹息。只要一出城，难得到晚上才能回来。有一天，我在布德里走进一个小酒馆吃午饭：我看到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他穿件希腊式紫色衣服，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从他的服装和仪表看来相当高贵。可是他说的话却简直让周围的人听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一种相当难解的方言，除了象意大利语外，哪种语言也不象。但是，他的话我差不多全懂，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懂。他有时不得不用手势向店主和当地的人表示自己的意思。我用意大利语同他说了几句话，他竟完全懂了。他立刻站起来走到我跟前，并热烈地拥抱我。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从这时起，我便做了他的翻译。他的午饭是很丰盛的，我的午饭却不值一提。他请我同他一起吃饭，我没怎么客气就答应了。我们两人一边喝，一边说，越说越投机，吃完饭以后，简直就不愿意分开了。他对我说他是希腊正教的主教，耶路撒冷修道院院长；是为了重修圣墓来到欧洲各国募化捐款的。他拿出了女皇和奥国皇帝发给他的漂亮的证明书给我看，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君主发给他的证明书。他对自已募捐的成绩很满意，但是在德国遇到了最大困难，因为他一句德语、拉丁语和法语都不会，他只好用自己的希腊语、土耳其语，最没办法的时候还得用法兰克语，这就使他在德国到处碰壁而所获不多。他提议要我跟他去做他的秘书和翻译。当时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紫色小外衣，虽然跟我的新职位配起来倒还相称，但是，我的样子实在不怎么出众，所以他并不认为我是多么难以争取到手的。他一点也没有想错，这件事很快就说妥了。我没有任何要求，他却许下了不少诺言。既无中人，也没保证，更没有一个熟人，我就甘愿听任他的支配。第二天，我已置身于通向耶路撒冷的道路上了！
我们的旅程是从弗赖堡州开始的，在那里，他没有多大的收获。主教的身分不允许他向人乞求，也不允许他向私人去募捐；我们向元老院陈述了他的任务，元老院只给了他很小一笔钱。我们从弗赖堡到了伯尔尼，这里的手续繁多，审查他的那些证件就不是一天能办完的事。我们住宿在当时的上等旅馆“大鹰旅社”，这里住的尽是上流社会的人物，餐厅里吃饭的人很多，饭菜也是上等的。我很久没有吃到好的饭菜了，巴不得能补养一体，如今既然有了机会，我就要很好地享受一番。主教本人就是一位好交际的上等人士，性情活泼愉快，喜欢在饭桌上眼人聊天，跟懂他的话的人谈起来能谈得津津有味。他各方面的知识很丰富，每当他卖弄自己那套渊博的希腊学识时，颇能引人入胜。一天，在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用钳子夹胡桃，一不留神把手指扎了一个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这时他伸出手指在座的人看，并且笑着说：“Mirate，signori；guestoesanguepelago．”
在伯尔尼时，我对他的帮助还算不小，我的成绩并不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坏。我办起事来既有胆量又有口才，是给我自己办事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里的事情可不象在弗赖堡那样简单，必须和本邦首脑们进行频繁而漫长的商讨，审查他的证件也不是一天就完的事。最后，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元老院答应接见他。我以他的翻译的身分和他一同去了，而且人们还叫我发表谈话。这真出乎意料，因为我绝没想到在和元老们个别商谈了很久以后，还要当众发表谈话，就仿佛刚才什么也没谈一样。请想想，我那时该是多么为难啊！象我这样一个十分腼腆的人，不仅要在公众之前，而且是在伯尔尼元老院里，一分钟的准备时间都没有就即席讲话，真够要命的了。然而，我那时居然一点也不感到胆怯。我简单明了地讲了这位希腊主教的任务。我赞扬了业已捐助款项的王公们的虔诚。为了激起无老院诸公不甘落后的心理，我说他们一贯是乐善好施的，因此对他们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随后，我还力图证明这件事对所有的信徒，不分任何教派，都是善举，在结束的时候，我说，上天一定会对赞助这一善举的人降以鸿福。我不能说这是我的讲话发生了效力，不过，这一席话确实受到欢迎，所以在接见结束以后，我的这位主教得到了一份巨额捐献，而他的秘书的才能也得到了赞扬。对我说来，这些赞扬的话翻译出来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没敢逐字译给他。这是我生平在大庭广众中间而且是在最高当权者面前所作的唯—一次讲话，也是我所作的唯—一次大胆而漂亮的讲话。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才能竟有这么大的差别：三年前，我曾到伊弗东去看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由于我赠送该市图书馆一些书籍，该市派一个代表团来向我道谢。瑞士人是最喜欢高谈阔论的，那些先生们向我说了一大套感谢的话。我觉得必须致答词，然而，当时却窘得很厉害，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脑袋里乱成一团，急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结果丢尽了脸。虽然我生来胆怯，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有几次倒还大胆些，成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大胆过。我的社会阅历越多，我的举止和言谈越不能适应它的情调。
我们从伯尔尼动身到了索勒尔。主教计划重新取道德国，经匈牙利或波兰返回本国。这是一个遥远的旅程，但是，由于一路上他的钱袋装进的多花出的少，他当然不怕绕远路。我呢？不管骑马还是徒步，我都同样高兴，如果能这样旅行一辈子，那更是我求之不得的。然而命运已经注定，我达不到那样远的地方。
到达索勒尔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法国大使。我的这位主教可真不幸，这位大使就是曾任驻土耳其大使的德·包纳克侯爵，有关圣墓的一切事情他必定完全清楚。主教的晋谒历时不过十五分钟，没有让我一同进去，因为这位大使懂得法兰克语，而且他的意大利语至少说得和我一样好。当那位希腊人出来后我正要跟他走的时候，我被拦住了。现在轮到我去拜见他了，我既然自称是巴黎人，就和其他巴黎人一样，应受大使阁下的管辖。大使问我究竟是什么人，劝我向他说实话，我答应了，但我要求作一次个别谈话，要求被接受了，他把我带到他的书房里，并且锁上了门。于是我就在那里跪在他的脚下实践了我的诺言。即使我没有许下什么诺言，我也不会少谈一点的，许久以来，我一直想把我的心事倾诉出来，所以我要说的活早就跃跃欲出，既然我已经向乐手路托尔毫无保留地谈了一切，我就决不想在包纳克侯爵面前还保守秘密。他对我讲的这段短短的经历和我谈话时流露出的那种，感到十分满意，于是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大使夫人的房间，把我介绍给她，并简单地向她叙述了我的事情。德·包纳克夫人亲切地接待了我，说不应该让我再跟那个希腊教士到处乱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在没有把我安置好之前，我暂且留在使馆。我本想去和那个可怜的主教告别——我们的感情还不坏，但是没有获得准许。他们把我被扣留的事情通知了他，十五分钟后，我那点小行李也有人给送来了。大使的秘书德·拉·马尔蒂尼埃先生看来好象是奉命照拂我的，他把我领到给我预备好的房间里，对我说：“当年，在德·吕克伯爵的庇护下，有一个和你同姓的名人住过这个房间，你应该在各方面都能和他并驾齐驱，有那么一天，当人们说起你们时，得用卢梭第一、卢梭第二来区别。”当时我并没有想和他说的那人相比的念头，如果我能预见到每天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他的话更不会使我动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读以前住过这个房间的那人的作品。由于受了别人几句夸奖，我也以为自己有写诗的才分，作为试笔，我为包纳克夫人写了一首颂诗。但这种兴趣未能持久。我有时也写些平庸无奇的诗句，这对于运用优美的措词和把散文写得更漂亮些倒是一种很好的练习。但是法国诗歌对我从未有多大的吸引力。足以使我献身于它。
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打算看一看我的文笔，要我把我向大使谈的详情写出来。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我听说这封信后来保存在长期在包纳克侯爵手下做事的德·马利扬纳先生手里，在德·古尔代叶先生任大使的时候，马利扬纳先生还接任了拉·马尔蒂尼埃的职务。我曾请求德·马勒赛尔卜先生设法使我得到原信的一个抄件。如果我能从他或别人手里得到这封信的话，人们将来可以在作为我的个《忏悔录》的附册的书信集里读到它。
我逐渐取得了一些经验后，浪漫的想法也就开始减少了。举例说吧，我不仅没有爱上包纳克夫人，而且立刻感到在他丈夫这里自己是没有多大前途的。拉·马尔蒂尼埃先生是现任秘书，马利扬纳先生可以说正在等候补他的缺，我所能希望的，充其量不过是当一个助理秘书，这对我是毫无吸引力的。所以，在有人问我愿意做什么的时候，我表示非常希望去巴黎。大使很赞成我这个愿望，因为我一走，至少可以摆脱我他添的麻烦。使馆的翻译秘书梅尔维叶先生告诉我，他的朋友高达尔先生是在法队中服务的瑞士籍上校，这位上校正想为他的一个还很年轻就服役的侄子找个伙伴，梅尔维叶先生认为我很适当。这个意见不过是随便提出的，却马上被采纳了，于是就决定让我动身；在我这方面，能够到巴黎去做一次旅行，心中当然十分愉快。他们交给我几封信和一百法郎的旅费，同时还给了我许多忠告，随后我就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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