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配的问题一谈妥，接下来确实就很好谈了。
“浪之，既然如此，就不如由你来定一个具体的编撰方案如何？”
在得到了他想要的利益后，骆斐主动提议道。
这是明确把主导权交到郑经手里的意思。
其实这很正常，要知道，编撰标准教材的事原本就是郑经提议的, 再加上张籍又极力推崇他，而印刷的事又缺不了郑经的书局，这主导权骆斐想不让都很难。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而对此，郑经也没有半点谦让的意思。
他也确实没打算推让。
要知道，对于编撰教材这事，他不插手则已，一旦插手，那他要编撰的, 一定是一套希望能永世流传的标准教材,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主编者的水平足够高明。
毫不客气地说，真要论对四书五经的理解，这世上能有人高明过他？
基本上没太大可能。
打个比方说，论对《论语》的理解，如今的张籍可能已经算得上是这个时代的天花板级别，可真要跟郑经比，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道理很简单。
张籍这边，因受这个世界知识不流通的局限性，因此他所看的《论语》注释版本是相当有限的，能看个五六个版本就很了不得了。
而郑经那边，所熟悉的版本起码不下十几个，毫不夸张地说，从汉至民国，所有流传到了后世的版本他几乎都熟悉，其中就包括这个时代暂时还没出现的, 宋朝朱熹的《论语集注》, 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经典注解版本。
这还不是决定差距的重点。
重点在于，后世的那种学术研究氛围，以及信息的畅通程度，远不是这个时代所能比的。
打个比方说，《论语》中的一句：朝闻道，夕死可矣！
同样一句，有人翻译成“早上听说了道，晚上就可以死了”，还有人会翻译成“如果早上听到了道，那么就算晚上死了也可以”。
怎样翻译或理解才是最为正确的？
这样的小问题，到了后世，就会有无数专业人士去深入研究，然后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严谨者甚至会就此专门来写论文。
而这些学术性成果，郑经是可以轻松看到的，这就意味着，他其实是集多家之言于大成。
在这一点上，张籍是远远没法比的。
但这也还不是真正的差距所在。
真正的差距在于认知上的巨大鸿沟。
打个比方说，对于一个道字，这个时代的人还停留在对圣人关于道的定义的理解上，而郑经则已经跳到了千年之后，结合科学的认知以及中西方学术的比较来思考。
也正因为如此，他不仅能重新定义道，还能定义得让人无从反驳。
同样的道理，四书五经里，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这时代不会有人比他更熟悉。
也只有他，才能真正把握住去芜存菁这一关键。
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来先给这套教材的编撰定一个基调，按照我的想法，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内容要统一，注释要准确，译文要通俗’。”
他紧接着又开口了。
其实这事对他来说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毫不夸张地说，假如多给他一点时间，他都不需要其他人来帮忙，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搞定。
这说法确实不夸张，要知道，接下来要编撰的这套教材，假如按照他的标准来看，顶多也就相当于后世的中学到大学本科的水准，属于普及级别的，而不是专业级别的，根本就用不着太深奥。
谷贮
这样一来，编撰起来就简单了。
就以编辑《论语》为例。
假如是编辑专业级别的《论语》，那就得像何晏所著的《论语集解》，或朱熹所著的《论语集注》那样，先列原文，然后又列举前人是如何来理解这一句的，然后再写下自己的看法，有必要的话，还得引经据典地来解释一番。
而编教材就简单了，他完全可以弄一本郑玄的《论语注》来，《论语》原文照搬，注释也照搬最为合理的，然后通俗话翻译一下原文，就可以轻松搞定。
这样一来，一本书顶多就花上他两三个月时间，还不用费他什么脑细胞。
原文，注释，译文，教材的内容就是这么简单，既不用标注引用之处，也用不着引经据典地来论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到“内容统一，注释准确，译文通俗”即可。
就这么简单。
当然，就算是这么简单，从未编过教材的骆斐和张籍也还是有所不解。
骆斐即可就说道：“还请浪之具体解释一番。”
“所谓的内容统一，是指原文标准化，比如说《论语》，分为《鲁论语》、《齐论语》及《古文论语》三个不同版本，但现在最被广泛流传的，是以张禹的《张侯论》为蓝本的版本，那咱们的教材也可以以此为蓝本。
“至于注释要准确，是指为古本做注解的很多，我们取其最准确最无争议的即可，而不必著名出处。
“译文要通俗则很好理解，意思是但凡识字的，看了就能懂其中的意思。”
郑经又不得不费了一番口舌来解释一番。
“嗯，有理，确实该如此。”
张籍立即就对他所定的基调表示了认可。
骆斐也点了点头表示对基调的认可，但紧接着他却说道：“确实有理……不过……同一内容，若是有不同的注解，那如何来判定哪一注解才是正确的呢？”
争议也就此来了。
郑经却是笑了笑。
“基调定下了，咱们再来定编委会成员。”
他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起了下一要点，并且直接把后世的编委会这一概念给引用了出来。
紧接着他又说道：“编委会由三级组成，最上面是总编，负责全套书的统筹和最终审核，然后每本书都有一主编，主编之下再设编辑若干来辅助。”
《华夏早报》目前所采用的编辑制度也被他借用了过来。
“毫无疑问，总编是我等三人。”
紧接着他又加了一句。
“嗯，认可，以你为主，我跟非文先生来辅佐于你。”
张籍又立即表态。
并再次强调了郑经的主导地位。
至于骆斐，虽然对处于辅导地位心有不甘，但也还是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紧接着却又说道：“你还没讲一旦出现争议将如何处置。”
“这编委一确定，争议的处置就简单了，原则上，编辑听主编的，主编听总编的，实在是遇到难以定夺之争议，解决的方法则很简单，谁能辩赢我，就听谁的。”
郑经的解决方案来了。
不服来战！
张籍：“……”
骆斐：“……”
德王爷：“……”
够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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