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歌所找到的切入点,正是那句“与士大夫治天下”。
这句话之前在盛太祖的那个副本用过,现在,又用到了。
说来凑巧,这句话正是文君实说的。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王文川变法后不久的一次御前廷对中。
当时,新旧两党从国家大事讨论到变法细节,最后又逐渐演变成了嘴炮互喷。而最终,那时一心支持新法的皇帝忍不了,下场了。
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
君实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君实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段对话其实很容易理解。
说到变法,文君实说,祖宗之法已经很完善了,没必要改,改了就要失去人心。
皇帝就纳闷了:改革法制,士大夫确实挺不高兴的,毕竟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但百姓有什么可不高兴的?有什么可失去人心的?
文君实说:皇帝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的,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这番对话的结果,是文君实一个大招,把皇帝说得哑口无言。
当时,皇帝磕磕巴巴地说:“士大夫……也不全都是反对的吧?”
这种弱弱的反问丝毫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也证明了,皇帝实际上是被文君实给唬住了。
可以说,文君实确实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把千百年来的大实话说出来了。
在那个年代的人看来,皇帝和士大夫,都是国家的统治阶层。而百姓,是国家的被统治阶层。皇帝想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那就得让士大夫满意,否则,这皇帝就统治不下去。
换言之,文君实说的“不须更张以失人心”,这里的“人”,是特指士大夫阶层。
至于百姓?
那都是被统治的牛羊,那能算人吗?
既然他们不算人,可以随便糊弄,而且怎么割都是割,那就完全可以忽略掉。
只考虑皇帝和士大夫这两方,变法要动士大夫的利益,当然会导致国家不稳固了。
实际上,不只是文君实,其他的大臣们,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想法。
而正是因为士大夫们有如此的共识,变法才几乎不可能成功。毕竟这意味着,要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唯一能有点用的皇帝,在这一点上也很糊涂。
但就是这番对话,让楚歌找到了突破口。
当时,皇帝确实被驳得哑口无言。
但这并不代表皇帝就接受了文君实的说法。
恰恰相反,皇帝反而因此而产生了愤懑之情,在未来的人生中,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才能让自己不再这么憋屈。
“元丰改制”恰恰说明了,皇帝的心中始终过不去这个坎。
其实,这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反应。
谁能拒绝权力?
对于每一个皇帝而言,掌握绝对集中的权力都是他们的毕生追求。而对于大臣们来说,则是要千方百计地拒绝皇帝的要求,甚至要从皇帝手中抠出权力。
所以,皇帝只是暂时没想到解决方法,不代表他不想改变这种现状。
而楚歌现在要做的,就是给皇帝提供一种解决方法。
想到这里,楚歌说道:“臣以为,官家非与士大夫治天下,而是用士大夫治天下。
“天下之事,决于官家。官家想做,若是士大夫支持,那便皆大欢喜;官家想做,若是士大夫不支持,那官家自然也可以换一批支持的人。
“士大夫代天子牧民,何尝听闻,士大夫替天子牧民?
“官家想做事,却处处被人掣肘,岂不闻太祖有云:卧榻之侧,岂容它人酣睡?”
听完这番话,皇帝的双眸越发明亮了。
显然,楚歌扮演的王文川扔出了许多惊世骇俗之论,虽然被其他的大臣听到要引发轩然大波,但在皇帝听来,却不啻于仙乐一般优美。
楚歌的意思很简单,陛下你听文君实瞎逼逼干什么?
士大夫凭什么和皇帝分享权力?
你是皇帝,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古代的官员叫州牧,意思就是说,那是代天子以牧民。但他们敢说自己是替天子牧民吗?那就是造反了。
所以,不管怎么说,最终说了算的还是皇帝。
皇帝如果都不能说了算,那还叫什么皇帝?
这番话,着实说到皇帝心坎里去了。
他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
其实在历史上,皇帝之所以和王文川分道扬镳,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这里。
王文川本身是个非常固执的人,凡事喜欢大包大揽。而皇帝站在他身后,总是会觉得,有些不自在。
很多事情,王文川自己就办了,皇帝有不同的想法,也得考虑王文川的看法,很多时候还要妥协。
久而久之,皇帝自然会觉得,王文川跟文君实他们这群人没什么区别,多多少少会有些疏远。
一旦新法出了问题,皇帝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承担责任,而是觉得,这是你王文川大包大揽所带来的问题,你自己要背全锅。
所以到后来,皇帝疏远了王文川,自己亲自搞了元丰改制。
虽然元丰改制的效果还不如王文川变法,但这毕竟是皇帝自己要干的,他自己就是第一责任人,自然找不到人甩锅,这事就这么继续下去了。
这充分说明,任何一位皇帝都想集权,都不想跟宰相分享自己的权力。
盛太祖给出的答案是,直接取消宰相,自己把所有活全都干了。
而在齐朝,皇帝并不是不想这么干,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么干的可行性。
盛太祖是草莽皇帝,他从基层做起,什么都懂,自然不需要宰相的帮忙;但此时的皇帝就是个普通的守成之君,不可能有盛太祖那种变态的能力。
他想自己跟文官集团打擂台,那是不可能的。
可如果,王文川站在他这一边呢?
皇帝的脸上露出了振奋的神色,但紧接着,他又有些犹豫:“王卿,此事……真的可行?若是可行,朕又该如何去做?怕就怕……天下大乱啊。”
显然,皇帝的担忧不无道理。
这些士大夫的势力太大,哪怕是皇帝,也要忌惮三分。
如果此时他真的硬来,必然招致群臣的一致反对。到时候,他可就真变成光杆司令、孤家寡人了。
真到了那一步,轻则政令不通、皇帝的旨意进行不下去;最严重的情况,皇帝甚至有可能被废。
楚歌早有准备,表情中带着蛊惑:“官家放心,臣自有良策。
“此事自然不可一蹴而就,务求循序渐进。
“而其中关键在于,官家要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皇帝表情更加迫切:“如何分辨?”
楚歌微微一笑:“官家还记不记得,阿云案?
“简而言之,认可官家的便是朋友,而不认可官家的,便是敌人。
“若是有些人,连官家救一个弱女子都不同意,连官家改几条法条都不同意,那他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自是一目了然了。
“至于如何处置这些人,也简单。
“先剪其枝叶,再斫其主干,循序渐进而已。
“官家尽可将这些事情交给臣,至于这些空缺出来的位置选用何人,官家可自决。”
至此,楚歌终于把自己的阴谋,给和盘托出。
当然了,对于文君实这样的官员来说,这或许是一次阴谋,但对于皇帝来说,这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阳谋。
楚歌已经把整个计划九成的内容给毫无保留地向皇帝说了出来。
而剩下的一成,才是他的私心。
整个计划的突破口,正是皇帝对于权力的渴求。
此时朝堂中分成了两党,一派是以王文川为首的新党,而另一派则是以文君实为首的旧党。
他们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但却有一条相同之处,就是都想用相权死死地压住皇权,而不愿意交出半分。
文君实是如此,王文川也是如此。
所以,皇帝其实很郁闷。
他想有所作为,所以支持王文川变法,但自始至终,他也没有真的信任过王文川。因为王文川也不想跟他分享权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文川贪恋权力,更有可能是王文川打心底觉得,这些事情就该是宰执的,皇帝不该插手,也不该过问。
这是当时所有士大夫的共识,王文川不可能像楚歌一样看到数百年后的世界。
这也算是某种时代局限性了。
所以,变法的这些事情,虽然经过了皇帝的点头,但皇帝的支持却并不坚决。
稍有动摇,结果就是王文川被罢相。
而现在,楚歌率先突破了这个底线。
什么士大夫的共识?不好意思,我就是要给皇帝当狗!
原本皇帝也想收回相权,但苦于无人支持。而现在,王文川等于是在他瞌睡的时候,送来了枕头。
一边是愿意给他当狗,愿意无条件上交相权、只给皇帝踏踏实实办事的王文川;另一边则是一口一个“祖宗之法不可变”、皇帝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实。
远近亲疏,一目了然。
皇帝会喜欢谁,还有疑问吗?
如果说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文君实是40,那么现在,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涨到了100,而文君实则只剩了10。
找到了这个退破口之后,楚歌的目标就很明确了。
那就是:明目张胆的党争!
按理说,皇帝本该是最不想见到党争的人。
因为一旦党争,就意味着某一党胜出后,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进一步压制皇权。
之前两派势力均衡的时候,你们尚且把朕压得死死地,现在一派倒了、朝堂中全都变成了另一派的人,那朕还不得当场退位?
但现在楚歌要搞的党争,却并不会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对。
其一,是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
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主动让出了一部分相权,这已经让皇帝觉得他是个没有野心、十分听话的臣子。好感度拉满以后,皇帝自然不会觉得王文川会对他有很大的威胁。
其二,是因为他把党争,包装成了为皇帝集权扫清障碍。
楚歌提到了阿云案,就是借这件不起眼的案子,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旧党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意思就是说,咱们先不谈变法的事,看看阿云案这件小事。
阿云案里,可是有陛下手谕的!
我们新党,其实是为陛下办事的。陛下手谕说了要减刑,我们就减刑了;同样,陛下要变法,我们就变法了。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陛下。
而旧党呢?陛下今天想赦免一个弱女子,他们不同意;陛下想变法,他们又不同意。
一口一个祖宗之法,那意思是不是说一切按照祖宗之法来就行了?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旧臣去办就行了?皇帝说什么都不好使了?
这样一来,就把旧党进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让皇帝更加讨厌他们。
既然皇帝已经讨厌他们了,那么这就不是党争,而是皇帝在消灭不听话的大臣。
其三,是因为他留足了余地。
楚歌说了,凡是在阿云案中不支持皇帝的,凡是不支持新法的,都是打击对象。
先从小杂鱼开始办,然后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给赶走。
但打击完了之后呢?
如果楚歌说,这些位置空缺出来之后,由新党的成员来顶上,或者更进一步,由他来决定谁来顶上,那皇帝肯定会警觉。
这不还是在培植王文川的势力吗?
但楚歌已经把人事任免权交了出去,谁来顶替这些空缺,是皇帝说了算。
总而言之,在皇帝看来,打击哪些官员,是他决定的;提拔哪些官员,也是他决定的。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朋党?有什么威胁?
掌控一切的感觉,多么快乐。
这就是楚歌展现在皇帝面前的,那九成的阳谋。
但还有一成,他没说。
那就是这样一番操作之后,到了后期,他仍旧可以实现架空皇帝的操作。
因为在处置这些旧党的时候,他会下死手,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回来的机会。
表面上,皇帝可以随意任免、提拔官员,皇帝自己多半也会以为他随时可以提拔别人制衡王文川,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在其他的官员看来,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他们只会看到,旧党在皇帝和王文川的打击下,兵败如山倒,而且全都被王文川以残酷的手段清算了。
这时候,他们想入朝做官,想提拔升迁,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
只能选择站在王文川这一边,成为新党的支持者。
而等他们被提拔的时候,他们是会念皇帝的好呢,还是会念王文川的好呢?
哪怕这种提拔是皇帝亲自做出的,这些官员心里也会想,自己的官位实际上是王文川给的。
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分辨,皇帝如此果决,到底是为了支持新法呢?还是为了支持王文川呢?
其实都不是,皇帝是为了自己的权力。但那些官员们,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而即使意识到了,也做不了什么。
总不能上疏痛骂皇帝吧?这种事情就算看出来了,也不能到处乱说啊!
久而久之,皇帝表面上掌握着官员的任免权,但整个朝廷中全都是王文川的人,他任免谁,又有什么区别?
到了那一步,楚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新法,不用再担心有什么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什么?还是会有?
不会有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楚歌不会让这些声音传到皇帝的耳朵中。
连欺上瞒下都做不到,还算什么权臣?
当然,楚歌也知道,哪怕这样做了,他扮演的王文川也不可能成为无冕之王,也不可能真的彻底架空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这个皇帝不是小孩子,他正值壮年,仍旧牢牢地掌握着权力。
齐朝毕竟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朝代,制衡的因素太多了。
哪怕整个朝廷都是王文川的人,若是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要干掉王文川,也还是有办法的,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已。
就像严茂青能把持朝政四十余年,是因为皇帝不想干掉他吗?实在是太顺手了,舍不得而已。真想办,也还是能办的。
但就算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了,像对待历史上的那些权臣一样,把王文川开棺戮尸了,又如何?
这漫长的时间,足够楚歌做很多事情了。
终于,皇帝被楚歌的这一番画饼,给彻底征服了。
“那么,依王卿之见,朕该从何做起?”
楚歌稍微顿了顿,然后说道:“请官家借臣武德司一用。”
……
楚歌回到府邸之后没多久,武德司的一把手,提举刘知恩就到了。
这位大宦官的脸上,显然写满了疑惑和不解。
因为他实在想不通,皇帝让自己来找这位拗相公,到底是为什么。
楚歌微微一笑,对刘知恩说道:“刘提举,请坐。”
所谓的武德司,就是齐朝由皇帝直属的特务机构。
与大盛朝的锦衣卫不同,武德司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因为齐朝有“刑不上大夫”的祖训,文人的环境十分宽松,基本上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迫害。
即便武德司揪出了不法之人,还得将嫌疑人送到大理寺去定罪。
而当时的环境,就连皇帝都拿这些士大夫没什么办法,更何况是武德司。
所以,这时的武德司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既管宫禁宿卫,也管刺探监察,但实际上对朝堂上的事情却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十分稀薄。
而在齐朝,这个机构可以说是狗都嫌。
在朝中,武德司直属皇帝,不接受任何大臣的管辖,所以包括文君实在内的大臣屡次上书弹劾痛骂;在民间,武德司也被百姓鄙夷,但凡有点出息的人都不会去武德司任职,更别说是有才学的进士了。
这就导致武德司的成员,或者外围成员大多是一些地痞流氓,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败坏了武德司的名声,也让皇帝在士大夫面前抬不起头来。
皇帝也不想取消武德司,于是最终只好妥协,将武德司活动的区域局限于京城。
楚歌虽然向皇帝保证了要扳倒这些旧党,但具体怎么扳,还是得好好考虑一番。
直接蛮干肯定是不行的,如果一个官员本身没有犯罪却强行给他罗织罪名,那就做得太明显了,也很容易被其他的旧党给群起而攻之。
到时候皇帝也会下不来台。
而如果有罪证的话,这种事情办起来就名正言顺了许多。
想要搜集罪证,或者编造罪证,武德司都是必须要拿在手里的一个机构。
自齐朝建立一来,武德司就一直发挥着作用,也一直在挨文官士大夫的骂。
在原本的王文川看来,这显然是个令人生厌的特务机构,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
但在楚歌看来,武德司恰恰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
这个机构,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想到这里,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直接把一份奏折扔到刘知恩的手上。
刘知恩愣了一下,仔细一看。
《论武德司巡查亲事官札子》,作者,文君实。
这是文君实之前向皇帝弹劾武德司的奏折。
刘知恩粗略地扫了一眼,抬头看向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王相,你这是……”
他彻底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王文川给搞疑惑了。
楚歌微微一笑,摘了奏折上的一小段念了出来:“‘臣等伏闻,武德司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
“这是文谏议之前弹劾武德司横行不法、恣意妄为、构陷诽谤、因言罪事的奏折。
“刘提举,若是官家真的听了文谏议的话,废了武德司、将武德司中的不法之人全都缉拿严办,你又要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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