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新历851年，也就是维埃恩25岁这一年，正值青年时代的他出任了在提欧莱恩最具有影响力的，皇家音乐学院的专职管风琴师职位。
如果说到这一步，他的人生中除了有一些遗憾，主基调还是“战胜”的话，他的后半生却带上了很多悲剧性的色彩。
从那段时间书信和日记的基调上看, 这个职位带给他的体验不尽如人意，复杂的人际关系，此前竞争者的恶意，盲人在聚光灯下的心理落差，以及各种身不由己的演出、排练、创作任务...都让这位音乐家感觉有些无所适从，甚至在工作的另一面郁郁寡欢。
新历855年在他的自述中是“灾劫之年”，他在30岁生日之前，因眼盲之故行路时跌进了一个深坑, 右腿多处粉碎性骨折加肌腱断裂, 这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几乎只有截肢和丧命两条路可选，但他坚定地拒绝截肢，因为只有一条腿的人只能选择告别管风琴，他在日记中自述这“与死亡无异”，无妨“将命运交给主”。
经过保守治疗的维埃恩，奇迹般地未受感染之虞，在足足恢复了一年半后他才能重新开始演奏，但不久后又染上了一场风寒，差点死掉；858年他的妻子因结核病去世；863年吉尔列斯大师逝世，本格主义时代终结，他随后被卷入了“标题音乐”与“纯音乐”之争，一位不谙世故的盲人管风琴师，最后成为了学院派斗争的牺牲品——出于各种如今范宁难以分析清楚的原因，他不再担任皇家音乐厅管风琴师, 且当时的几位权力核心人物, 连续五年否掉了任命他为学院管风琴教授的提案。
盲人的孤独本就是正常人无法体会的，维埃恩那时已经患上较为严重的抑郁症, 某些用药记录在书信中可查, 在学院派排挤之下，他在867年愤而辞职。
可能因为塔拉卡尼大师是毕业于圣莱尼亚大学的校友，也可能是维埃恩在教会中存在一些人脉，总之他被人引荐到了乌夫兰塞尔，并在梅克伦镇的小教堂谋得了管风琴师的职位。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范宁发现鲜有资料留存，这或许说明维埃恩初到乌夫兰塞尔的那几年，是他人生中较为平静和愉快的时光——此前工作留有积蓄，在村镇小教堂当神职人员，于信仰和礼拜中觅求劝慰，并自由自在地弹自己的管风琴...
根据范宁的推断，维埃恩斥资在特纳美术馆原址上修建宅邸并定居，应该也是这一段时间，或许是新历870年前后。
在871年，也就是维埃恩45岁时，他首次出现了青光眼症状，并在之后一段时间内迅速恶化，这使他本已经微弱到可怜的视力随时即将全部丧失。
他不知在哪听说了, 费顿联合公国有位眼科医生发明了一种“昂贵但神效”的新疗法, 为了一线光明的希望，他飘洋过海在遥远的南大陆进行了长达5年的治疗。
在此期间他的女儿和弟弟离世，而在他876年回到乌夫兰塞尔时，发现小教堂经过两次搬迁和近十年磨损后，那台心爱的管风琴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教会资金有限，大教堂或许能受到较多的捐赠和资助，但基层小教堂大多都是清贫的。
为治病已一贫如洗的维埃恩想筹齐修缮管风琴的资金，于是在提欧莱恩各城市四处奔走演出。
安东教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得以在少年时代听见了他的管风琴演奏。
范宁从书信往来中推测，两人结识的时间应是新历882年前后，那时安东老师才15岁，而维埃恩已经是56岁高龄了。
由于资料要么零散，要么夹杂了太多日常事件，范宁无法详细得知这位老管风琴师向安东·科纳尔传授了哪些音乐知识，但可以确定的是，安东教授独创的那种雾状音带技法——范宁在《第一交响曲》开头亦有借鉴的——正是受了“模拟管风琴音响”思维影响，再者包括安东教授圣咏风格的旋律写作，重复变奏与织体叠加的崇高感营造，还包括他对研究古代音乐的热忱…范宁都找到了其源头。
但四处奔波演出的维埃恩，由于身体虚弱、劳累压力、孤独抑郁等原因，不得不服用大量药物，这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他一边省吃俭用，一边负担用药，一边积攒资金，管风琴的修复工程用了近十年才彻底完工。
885年的冬天，他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在举行第1450场管风琴音乐会时，人们必须把他背到演奏台，防止他在攀登教堂后面那些阶梯时心力衰竭——他那几年心脏病发作特别频繁，血液、骨骼等方面也患有较严重的疾病。
那时管风琴已经修好，他的演出频次也降了下来，但一位艺术家总是有给听众带去作品的习惯和使命，886年6月12日是他第1460场管风琴音乐会，19岁的安东·科纳尔充当助手，和几位教士们一起把老师抬上台。
那天的曲目为维埃恩自己的管风琴套曲《十四首巴萨尼的诗》。
当演奏进行到最后一首时，安东·科纳尔注意到老师维埃恩脸色苍白，手指触键有些僵硬，但他还是坚持弹完了最后一个和弦，并在喘息片刻后完成了鞠躬的动作。
这时安东·科纳尔示意老师取消接下来过长的返场曲目计划，但维埃恩仍想至少表演一首，于是他开始以中古晚期卡休尼契大师的康塔塔《晨星闪耀多么美丽》做主题即兴。
一分多钟后，维埃恩倒在了演奏台，听众只听到一个持续不断的低音——老管风琴师的脚还停留在脚踏板上。
三天后是维埃恩的葬礼，根据此前的遗愿，他被葬在了自己心爱的管风琴下，当日的琴没有奏响，而且蒙上了黑色的帷幔，葬礼音乐是一首素歌，既无伴奏的单旋律圣咏。
……
是夜，范宁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门窗打开，夏风拂面。
他刚从那座历经数次搬迁的小教堂散步回来，并在管风琴下瞻仰了维埃恩朴实无华的铜制地面墓碑。
他已经读完了好几位音乐家的一生，有安东老师的，有古尔德院长的，有管风琴师维埃恩的。这是除了金字塔顶端被公认为“音乐大师”之外的，其他音乐家们同样可敬的人生。
生命太短暂了，这些音乐家们的艺术人格固然伟大，精神殿堂固然崇高，可范宁仍对他们的死亡有些迷茫。
在安东老师葬礼结束后，他曾经安慰希兰，说“作品就是艺术家的生命与意志，他会感觉到各时各地人们的欣赏，并会和人们的灵共鸣”，可范宁仍不理解死后的感觉，或者说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
会在移涌之中漫游吗？他没听过这样的说法。
等自己再过三四十年，就会逼近这一过程了，哪怕是有幸晋升到遂晓者，也不过再多二十年时间。
或许，那就是绝对的无意识，绝对的虚无而已。
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那似乎是一种很朴素的表达欲，但又不知道具体是表达什么，“纪念音乐家的一生”？不准确…“描绘崇高的精神世界”？不准确…“表达自己的伤逝感慨？”也好像不准确…
但范宁总归是想写一首管弦乐作品，或许不是交响曲，而是一首单乐章的，类似交响诗的东西，既是送葬他《第一交响曲》中死去的巨人，也是想满足此前提到的那种不知名的表达欲…
他在笔记本上随心记录着自己一些不成体系的想法。
他觉得自己想把这首“交响诗”写成“类似葬礼进行曲”的形式，但不是那种一般的葬礼进行曲的悲愁、沉重、孤独的基调，它应该有着“势如破竹的开场气质”，对听众形成“威慑感、审判感、史诗感”，彷佛预示着他们将看到“某些本不可能发生的场景”，比如，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观察到逝者的整个一生仿佛从“洁净无瑕的镜面中反映出来”。
范宁深吸一口气，在这些破碎的想法下面，写上了一句完整的话：
“如果死后之景可以亲眼目睹，我希望能看到自己庄严地躺在花环和花朵之下。”
在艺术家的感伤过后，还有实质性的问题需要思考。
范宁在维埃恩的一生经历中，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疑点。
他的眼疾从南大陆寻医回来后，到底治好了没有？
这一点范宁觉得很矛盾。
维埃恩于876年重返乌夫兰塞尔后，在书信及日记中表达过很多苦闷之处，包括亲人的离世、拮据的现状，心爱管风琴的破损、演出的奔波劳累…但偏偏没有再提过自己的眼睛。
从这个变化推断，应是治疗大有起色才对，不然，按照人之常情，他至少会后悔抱怨去南大陆的五年不仅家财两散，还一无所获。
但反观另一边，范宁在其他人视角的书信和记录里，又发现他们多次表达过对维埃恩的同情或鼓励，比如在维埃恩外地巡演期间，很多人就在信中建议他“不要气馁”，范宁光是看到安东教授在信中同他分享“帝国眼科医学前沿进展资讯”就有好几回。
这说明治疗起色似乎不佳，至少在他人看来，这位老管风琴师的行动生活上仍旧是处于目盲的状态。
而且这些鼓励和分享，从未得到过维埃恩的正面回应，明明他在回信中对于其他问候或正事都一一作出了反馈。
维埃恩有着较为纯粹的艺术家特质，不擅社交和权力斗争，但这不代表他性格怪癖，他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他时常向身边朋友们倾泻自己心中的苦闷，纾解着自己的抑郁症。
可自从南大陆治疗回来后，眼睛的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对他而言讳莫如深的话题。
若要强行解释成因为他之后的遭遇更加不幸，抑郁症更加严重，所以在这一方面变得更古怪，也是说得过去的，可范宁还敏锐地嗅到了几处蹊跷之处。
他的先天白内障是在年轻时做过手术的，并不是世界彻底漆黑一片的盲人，后面再度恶化的原因是因为新历871年的所谓青光眼症状。
这个症状出现的时间节点，与他开始在特纳美术馆原址府邸定居的时间，有些令人浮想联翩的巧合！
在维埃恩生命的最后四年，除了安东教授之外，范宁还注意到了一位姓氏为哈密尔顿的女士与他来往密切，从各类资料中的信息来看，这是他聘请的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医生。
范宁试着打听了一下这位哈密尔顿女士的详细信息，结果异常顺利，因为她不仅仍在世，而且有一定的社会名气——她出生于新历856年，那时不到30岁，现在则已经57岁，公众身份是乌夫兰塞尔著名的病理学家、心理学家、传染病学家。
通过调查她公开履历的时间线，范宁注意到，在老管风琴师去世后，那栋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宅邸，不久后变成了一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初任院长正是哈密尔顿女士。
这里有两点说明是必要的，首先范宁从细节中推测，虽然在这位老管风琴师的人生最后阶段，哈密尔顿女士给予了他很多医疗照护，但剧情并不是“狗血”的“府邸遗产赠予”——她仅仅起到了同官方牵线搭桥的作用，当局将府邸改建成医院后，以“离世后的维埃恩”署名，向小教堂预支了一笔款项，作为他心爱的管风琴的后期修缮基金。
再者，这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也不能完全按字面意义上理解成“精神病院”。
它其实是从帝国济贫院医疗体系独立出来后的产物——随着提欧莱恩工业化进程中深层次矛盾的暴露，济贫院贫民恶劣的生存状况和卫生水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诟病，议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了《城市贫困法》，对那时已经臭名昭著的《济贫法修正案》（834年版，又称《新济贫法》）进行了改革。
其中一项议程就是成立“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把济贫院内部医院独立出来，加大经费投入，寻求社会资助，广泛收治穷人，这保障了一些曾经不被社会接受，对穷人来说难以启齿的医疗需求，如性病、堕胎、未婚妈妈的生产等...也包括残疾人康复、职业病防治、传染病防治...精神病人只是其中一部分。
按照范宁的理解，这有点类似于“现代公立医院”的前身了。
于是从80年代开始，先是大教区、大机构率先落实议会改革要求，再就是中小型济贫院也纷纷进行整改——这其中就包括了此医院的建成。它们的资金来源既有当局拨付，又有教会善款，还有一些热衷慈善事业的工厂主予以资助。
但较为蹊跷的是，这家特纳美术馆原址上的医院，存在时间似乎极短。
从资料各处的蛛丝马迹来梳理时间线：维埃恩886年夏天去世，医院改建工程缓缓启动，888年底才竣工，文森特·范·宁在特巡厅的工作档案是889年截止，890年自己出生，后续特纳美术馆开始运营...
把医院再次改建成一栋美术馆，那也是需要时间的。
这些事件挨得如此紧凑，似乎那座医院投入使用还没有一年，就因什么原因叫停或搬迁了。
钱闲得没地方花了？
花了这么多天时间，范宁终于将这些或印象深刻或繁杂琐碎的往事，从维埃恩出生的826年，一直查到了自己的出生年份。
至于这其中的困惑之处...安东老师和维埃恩管风琴师都已不在人世，他现在觉得，或许该找个机会，去拜访一下这位年事已高的哈密尔顿女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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