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的上海联合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只有三名董事,分别是奥姆(C.W.Orne)、吉卜(H.B.Gibb)、桑恩(J.Thorne)。本届董事会不设总董,由奥姆代行总董之责。
这三人都是英国商人,因为英国人在租界势力最大,租地最多,在一年一度的租地人会议上投票权最大。
按照惯例,联合租界每年召开一次租地人会议,选举产生当年董事会成员。如果不出意外,按照各国侨民在租界上的地权大小,英国人将继续霸占工商局董事会。
这天,丁日昌按照约定,准时来到租界工部局。帝国已经宣布成立上海特别市,丁日昌任上海军政委员会主任,兼任市长,地位尊崇。
租界工部局不敢怠慢,派总办弗里曼出城迎接。
总办处是工部局的领头机关,设有总办一人。工部局设有多个委员会,负责办理各项具体事务。董事会通过总办操纵各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此时的总办弗里曼,兼任董事会秘书,是工部局的实权人物。不用多想,弗里曼也是个英国人。
上海舆论界风向已经转向,大部分人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富有潜力的国家,具备取代满清的实力。
洋人之间谈论最热烈的话题不是中华帝国能否取代满清,而是一系列更加尖锐、复杂的问题:
中华帝国需要多久时间能够推翻满清?如果采取强有力的干涉,能否阻止帝国推翻满清?假如不能阻止,洋人的干涉又将怎样影响外国与中华帝国之间的关系?外国能否在复兴会与满清的争战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丁日昌乘坐马车,在弗里曼的带领下,来到工部局大楼前。
奥姆董事已经侯在楼前。他是一个年近五十的英国商人,贵族出身,看到丁日昌不过三十多岁,不免有些意外。
弗里曼向奥姆介绍过丁日昌,奥姆与丁日昌握手,假装漫不经心地说道:
“市长先生,幸会幸会。我听说阁下曾任广三铁路的总办,料想阁下一定是个阅历丰富的人。想不到,阁下居然如此年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个英文翻译把奥姆的话准确地译了出来。
丁日昌神态自若,说道:“我们中华帝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也是一个年轻的官员。中国尊重英国在华利益,我也尊重阁下在工部局的地位。
“一句话,我们衷心希望建设好上海,也希望工部局服从上海市当局,创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宜居的租界。”
丁日昌气质儒雅,谈吐自信,令奥姆感到眼前一亮。只是,丁日昌的话绵里藏针,与那些唯唯诺诺的满清官员截然不同。
奥姆敷衍一番,把丁日昌延请进入工部局大楼会客室内。
坐定以内,印度仆人奉上清茶。
丁日昌略作寒暄,随即开门见山,转入正题,问道:“上海市军政府昨日已经发函工部局,请工部局引渡何桂清。奥姆先生一定已经看过公函了,不知作何应对?”
这咄咄逼人的态度,倒像是洋人逼迫满清官员。奥姆一向厌烦满清官员,觉得他们遇事推诿,永远没有准信。可面对着丁日昌的质问,奥姆倒变成了满清官员,吞吞吐吐地说道:
“何先生是清朝两江总督、太子太保,地位尊贵,目前在租界寻求政治庇难。作为租界的管理机构,工部局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上海租界章程是英、法、美三国与清朝政府签订的。若有司法引渡,也应该由清朝方面与租界工部局交涉。因此,从法理上讲,我们不能把何先生交给你们。”
丁日昌冷笑一下,对道:“奥姆先生,我们两国建有外交关系,在司法问题上也有协议。针对罪犯引渡,两国有着明确的规定,亦有着成熟的机制、丰富的经验。
“出于对工部局的尊重,我们愿意继续承认租界,继续由工部局管理租界。但工部局对租界的管理,正如其名,仅限于工程领域。”
听到这儿,奥姆心头一震。因为他知道,丁日昌所说不假。
租界工部局原本是办理工程建筑的机构,仿照清政府六部中的工部,故取名为“工部局”。后来,因满清上海官府不作为,不愿、不敢敢管理租界,工部局便趁机扩大职权,演变为实质性的租界行政机构。
丁日昌继续说道:“常州士绅指控何桂清犯有故意杀人罪,人证物证口供俱在。此案件涉及十九条人命,早已闹得沸沸扬扬。
“上海的报纸对此广有报道,舆论反响强烈,民愤极大。常州、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屡有民众前往当局请愿,要求惩办何桂清。
“我们上海市军政府面临的压力很大,此事不能拖延。引渡何桂清势在必行,若不能惩处何桂清,我就是历史的罪人。如果奥姆先生感到困难,不能作主,我将立即面见贵国公使包令。”
英国翻译小心谨慎地把丁日昌的话翻译成英语。奥姆听过之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丁日昌的话暗含讽刺,意指奥姆地位不高,不能决定大事,也不够格与丁日昌对话。
奥姆本是英国洋行老板,在中国闯荡多年。他深知,做生意必须与官府搞好关系。如果为了何桂清而得罪丁市长,怎么算都划不来。
不过,奥姆以往与满清官员打交道,总是无往不胜。这是他第一次与丁日昌打交道,若是束手就擒,岂不大失面子?
因此,奥姆打定主意,要给丁日昌个软钉子碰碰,便说道:“是否引渡何桂清,租界工部局就能决定。只是,敝人要与其他董事一起商量,有结果后再通知丁市长也不迟。”
丁日昌冷笑一下,早预料到英国人会拖延,不慌不忙地说道:“奥姆先生,听说年初因为时局不稳,租地人会议一直拖延未开。现在时局稳定,新的租地人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我听到风声,说法国人对英国侨民独霸工部局董事会不满已久,法租界打算脱离公共租界。经过‘富宾号’事件,我们与法国人不打不相识,彼此已经消除了误会,在很多问题上取得了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共识。
“恰巧的是,怡和公司这两年生意很好,在租界内也办了工厂,租赁了不少土地,将在新一届租地人会议上拥有很大的投票权。
“必要时,我们将游说怡和公司,包括旗昌洋行等其他洋行,劝他们在租地人会议上投下神圣的一票。总办先生,如果新一届董事会大换血,您的董事之位、包括弗里曼的总办之位,恐怕都要受到影响吧。”
弗里曼一直坐在一旁做笔录,此刻也不由得抬起了头,脸上露出一丝忧戚之色。
工部局董事是个相当重要的岗位,不仅有助于提高奥姆在外侨中的地位,对他的生意亦很有帮助。为此,奥姆曾积极购买土地,提高自己在租地人大会上的投票权,并串联英国商人,最终成功担任工部局董事。
至于总办弗里曼,则是奥姆的心腹。若奥姆不能连任董事,弗里曼也难保总办之位。
丁日昌不顾英国人颜面已失,继续说道:“何桂清的罪行神人共愤,不管放在什么时候,不管放在哪个国家,都是不可原谅的,都是必须严惩的。
“况且,这是一项刑事犯罪,走正常引渡程序即可。当前,江苏常州民怨沸腾,各地舆情强烈。工部局宁可违反民心,也要保护何桂清这种人渣吗?”
听到民怨沸腾、民心等字,弗里曼不禁心有余悸。
革命军占领上海后,租界内外的华人群体突然变得集体亢奋,组织了接二连三的游行、罢工、静坐等示威活动。
一向都由洋人把持的上海舆论界、新闻界,突然出现了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上海舆论界、新闻界莫名其妙地脱离了洋人的控制,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飞向了革命军的阵营。
工部局事后调查,发现这些异常背后都有中华帝国的影子。相比于法国舰队的战败,洋人对舆论、新闻的失控更加警惕。
在洋人看来,法国“富宾号”只是一艘并不十分先进的战舰。战船沉没了,可以接着再造。
但舆论阵地的丢失、新闻传播权的丧失,则意味着西方文化的失败。而文化上的失败,是无法通过简单的再造而弥补、挽回的。
奥姆不由自主地坐正了身子,说道:“市长先生,我本人愿意向贵国引渡何桂清。工部局董事会将尽快召开紧急会议,就此事展开讨论。一有结论,我会立即通知市长先生。”
讨论的结果自然是正常引渡何桂清。这虽然是件小事,却意味着华人的胜利,也意味着华人在上海恢复了主导权。
这使得丁日昌感到异常得意,也异常兴奋。开局良好,他要再接再厉,全力推进大上海计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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