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烜视察新宁公司期间，越南人高伯适求见。听闻此名，杨烜颇受震动。
高伯适字周臣，号敏轩，又号菊堂，越南北宁省嘉林县人。他是阮朝重要诗人，汉诗造诣很高，很有杜诗的风采，至今在越南民间很受欢迎。
甚至，在当今的华夏诗词界，亦有不少高伯适的拥鳖。譬如，他在《丐子》中写道：
“丐子立踟踌，饥寒不敢呼。衣牵双笠破，命待一钱苏。徵敛时方急，漂流汝曷辜。不才亦人也，儿女莫挑揄。”
又如他的打油诗《薄晚醉归》，亦颇有诗趣：
“酩酊归来不用扶，一江烟竹正模糊。喃喃自与莲花说，可得红如酒面无。”
不过，如果他仅是一个诗人，自然不值得杨烜注意。历史上，高伯适还曾谋反，举兵反抗阮朝。
高伯适起事前是阮朝文官，诗歌流传很广，在越南民间很有声望。黎维柜曾假托黎皇后裔，发动起义。高伯适欣然前去投奔，被黎维柜封为国师。
黎氏曾统治越南三百余年，黎维柜起义颇具声势，高伯适很得重用，但最终被阮朝扑灭。
阮氏对高伯适相当忌恨，把他列为逆臣第二，见于《大南实录》正编列传二集卷四十六逆臣列传二高伯适传。
越南是儒家文化圈国家。
经过长时间的儒家教育，特别是宋代理学的桎梏，儒家文化圈里的读书人都对儒家忠君教育深信不疑，决不会轻易造反。
到了清朝时，封建制度趋于完善，君臣之防更加严密。读书人起兵造反少之又少，尤其是“体制内”的官员，更不会轻言造反。
晚清时，革命党徐锡麟出身于官宦世家，留学日本后深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被恩铭任命为巡警学堂校长。没想到，徐锡麟却发动学生起义，刺杀恩铭。
事发之后，举国哗然，仇恨徐锡麟者多，同情徐锡麟者少。
在整个晚清，“体制内”官员大多对满清抱有希望，很少会像徐锡麟这样起兵造反。
清朝一样，越南也一样。越南人高伯适在1854年发动起义，更显得惊世骇俗。
他加什么要造反？至今，在越南史学界，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有人认为，高伯适曾被流放到南洋雅加达，被殖民地蒸蒸日上的气象所震惊。有人说，他是越南北方人，与南方阮朝政权格格不入。有人说，他一向恃才傲物，性格使然。
杨烜猜想，高伯适或许和自己一样，对世界大势有着超前的理解，怀揣着远大的志向。
只不过，高伯适才能有限，号召力一般，才被阮朝所败。
军政府日后必要经营越北，有高伯适作内应，无疑更易得手。
杨烜欣然接见高伯适。
此人时年四十三岁，长得矮小精悍，目光敏锐，脸上隐藏着一股诗人的忧郁。
越南人虽不会说汉语，却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并深受汉文化熏陶。在士绅上层，很多人不仅会写汉字，还会作汉诗，说汉语。
高伯适自幼天资聪颖，交游广泛，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执礼甚是恭谨，虽不跪拜，却一脸虔诚。看得出来，他对杨烜很是景仰。
待杨烜赐座后，高伯适说道：“大元帅，我游历太平府，参观了新宁公司、实务学堂，真是大开眼界。在大元帅治下，百姓安居乐业，工商业蓬勃发展。
“尤其是广设学校，普及教育，更令高某感怀至深。我前日在新宁州，亲眼看到当地成立公学，组织文化扫盲。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村子，看到黑旗军士兵手持武器，进入村民家中。刚开始，我以为他们要进入村民家中收税。
“紧接着，黑旗军士兵捕捉幼童，把他们带出家门，父母在一旁爱莫能助。我又以为他们要拉壮丁，抓这些幼童当童子兵。
“真正想不到，全都不是！黑旗军士兵捕捉幼童，竟是要逼他们上学。而且，村里的公学竟然还是免费的！学生不仅不用交学费，公学还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敝人早年曾被流放到南洋，在雅加达增长了不少见识。洋人殖民雅加达，在此兴办工厂、学校，虽是蛮夷，亦颇重视文治。
“大元帅兴办公学，普及教育，让天下幼童皆得接受教育。此乃大功德，即便是洋人也办不到。大元帅此举，足以名垂千古矣。”
高伯适说黑旗军士兵进村捕捉幼童，其实并不准确。普及教育是军政府的职能，黑旗军并不负责督促教育。高伯适所说，应该指的是村里的民兵，是军政府基层政权末梢。
普及义务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刚刚得到土地，正想好好种田。幼童也是劳动力，能下田干活，何必去学校上学呢？至于女孩，早晚都是别人家的媳妇，读书更是无用。
军政府为了普及教育，使出了各种手段。父母不让子女上学，一经发现，就要增收一成田赋。除此之外，军政府亦发动民兵、官吏，进入幼童家中，强制父母送子女入学。
世界上最先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是普鲁士王国。普鲁士从众多德意志小邦中异军突起，最终统一了德国，义务教育居功甚伟。
为了提高入学率，普鲁士不惜派出警察，使用刺刀逼迫家长把小孩送入学校。
军政府同样使用了强制手段。
华夏一向重视教育，但教育是一件很昂贵的事。请先生、买笔墨纸砚、参加考试，费用昂贵，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起。
杨烜立志普及义务教育，使出胡萝卜加大棒，成效斐然。他说：
“菊堂兄，中越同文同种，同处儒家文化圈。之前，中国傲立东亚，越南傲立中南半岛。现在洋人来了，满清被英吉利打得一败涂地，越南同样被法兰西国屡屡欺侮。我们应该携手并进，共存共荣。”
高伯适一介书生，听杨烜作此言论，立即血脉贲张，击掌叹道：
“大元帅说得好。我们儒家文化灿烂，只是缺少洋人的奇技淫巧。只要我们两国努力办理洋务，一定可以打败洋人，实现中兴！”
说完之后，他又暗自神伤，说道：“只可惜，华夏国内有大元帅，黑旗军能征善战，军政府朝气蓬勃。而我越南依然暗无天日，主昏臣懦，不知何时才会醒悟。”
高伯适的忧愁并非空穴来风。与华夏一样，越南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
阮朝能够在十八世纪末统一越南，法国人出力甚大。但事后，阮氏并未投桃报李，反而处处防备法国。
当时，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之后又在拿破仑的带领下四处征战，无暇顾及越南。
到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缓了过来，进入共和政制。拿破仑的侄子当选法国总统，立志在殖民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就，积极入侵越南。
1847年，阮福时继任越南君主，即为历史上的嗣德帝。阮福时即位时，手上是一副不折不扣的烂摊子，“频年饥荒，民穷为艰”、“民间财力不及前年十分之五六”。
他是老皇帝的次子，群臣不服，甚至在举行登极大典之际，不少官员不肯排班朝拜新君。
越南北方连年堤溃洪灾，导致民不聊生，变乱四起。广西天地会党霸占越北地方，阮朝无力镇压。民间因蝗灾起义，被阮朝蔑称为“蝗贼”。
威胁最大的，当属法国人。长兄阮福洪保未能继承帝位，试图勾结天主教会和法国传教士。阮福时囚禁长兄，迁怒于法国人，从1851年开始下达一连串禁教令，迫害天主教徒，诛杀法国传教士数十人。
法国人正想取越南为殖民地，阮福时的鲁莽举动给法国人提供了绝佳的借口。但法国人正在克里米亚对付俄国人，之后又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直无暇对付越南。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法国人便迫不及待地联合西班牙，组成法西联军，正式入侵越南。
杨烜意图染指越北，就要笼络高伯适这样的人，抢在法国人之前经营越北。而越北在传统上是前朝黎氏、郑氏、西山阮氏的统治中心，与南方阮氏政权离心离德，存在脱离阮氏的可能性。
想到这，杨烜说道:“菊堂兄何必气馁？满清无能，一再丧权辱国，杨某斗胆起兵造反，果然一呼百应，建成这番事业。
“菊堂兄之才十倍于我，年长于我，见识高于我，在越南的威望远胜于我。如今阮氏失德，越南内忧外患，菊堂兄应当念及天下苍生，兴起义兵，驱除外侮，让百姓食饱穿暖，过上更好的生活。
“倘若菊堂兄胸有大志，杨某愿助一臂之力。”
高伯适深感兴趣，凑过身子，与杨烜密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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